康德的“良知”[105]是“確定的知”，因而是每個人心中固有的，這一點與孟子和王陽明的良知說類似。但不同的是內容：它不是對某件事情應當怎麽做的直接知識，而是“自己對自己作出裁決的道德判斷力”，是一種純形式的規則，即“切勿冒不義的風險做任何事情。”良知是自己對自己保持距離，當然更是對一切具體行為保持距離。我們要特別注意康德對良知的否定的表達方式：“切勿”做任何“不義”的事，而且是“風險”，即可能性。之所以要這樣，是為了避免對良知作任何具體的經驗規定，避免使之成為現實的絕對原則。孟子的良知則完全是經驗的列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還不夠具體，還要比喻“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都是一些肯定的規定。但可以任意改變、增刪、搭配，如說“忠孝仁義”“禮義廉恥”“仁義禮智信”，都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康德的良知說是消極的，孟子的則是積極的；康德是超驗形式的，孟子是經驗具體的；康德是內在自省的原則，孟子是實行於外的原則；康德是對自我的超越和警惕，孟子是自我的直接在場，沒有對自己“本心”的超越和警惕；康德是理性的，孟子是情感的；康德是基督教的謙恭，把決定權留給了上帝，孟子是無神論的自信，憑自己就可以決定善惡（或如王陽明表述的“隻好惡，就盡了是非”）。
由此可見，康德的良知隻是每個人內心判斷的事，很少能在社會上起現實的作用，孟子的良知卻是一切禮法刑政的理論根據。王陽明說“致良知”的作用是：用來事親便是孝，用來事兄便是悌，用來事君便是忠。但當家庭發生衝突、國家發生分裂之際，此良知並不能避免幹出昧良心的事來，如在“文革”中，“階級立場”、“路線”、觀點的不同往往導致人們良心的喪失，因為這些具體的原則本身已陷入了自相矛盾。相反，康德的原則由於超越具體情況，反倒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性的完全泯滅。他舉例說，中世紀的異端裁判官能否判人死刑而不違背自己的良知？他認為，在宗教問題上要能判人死刑，需要一個絕對的“知人心者”，但任何現實的人類都做不到這一點，隻有上帝本人才具有這種能力，也才具有這種權力，而不至於陷入不義。凡人絕不能自詡得到了上帝的啟示，或自詡自己對啟示的解釋是絕對正確的。由此可知，人做此事永遠有可能是不義的，而奪去人的生命本身則是確實不義的。所以，以宗教信仰（或無論什麽別的信仰）為借口奪去一個人的生命是違背良知的，同樣，以某種思想、政治觀點為借口這樣做也是違背良知的。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主人公雖不是先知先覺的英雄，但他沒有背叛自己的良知，被人們稱為“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