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判主義從五四精神那裏繼承和發揚的最主要有如下三點：
第一，首先是懷疑和批判的精神。這是新批判主義之所以稱為新“批判”主義的原因。現今人們一提五四對傳統的“批判”，總以為是一種“情緒化”的過激衝動，其實當時是有非常冷靜的思考的，它可以用胡適提出的三條標準為代表：
1.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製度風俗，要問：“這種製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2.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的嗎？”
3.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卻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1]
可以看出，這三條標準歸結為一點，就是要以“現在”“今日”和“我”當下的處境為標準，去對一切傳統進行毫不含糊的“價值重估”。這也正是魯迅所謂“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2]的意思。當然，這種價值重估並不是、實際上也沒有導致毀滅一切傳統典籍（如後來“文革”所做的那樣），而恰好為胡適大力倡導的“整理國故”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動力[3]。換言之，胡適的“整理”就是清理、批判的意思，它的前提是一種普遍的懷疑精神、“疑古”精神；但這種懷疑又不是為後人詬病的“虛無主義”，而是立足於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現實處境，為人的生存尋求新的出路，包括為傳統研究方法尋求新的出路。胡適為現代人研究古代傳統在方法論和許多具體考證上立下的汗馬功勞，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五四批判精神正因為從現實生活的需要出發，所以是建設性的，它直到今天都使我們對傳統學術的研究受益無窮。
五四的批判精神除了以現實為基地外，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係，也可以說，後者正是前者的體現，因為20世紀中國文化最大的現實就是西方文化的東漸。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係絕不是如保守主義所攻擊的“脫離中國現實”，而恰好是出於對當今中國現實的實質性理解，而閉眼不看西方、不研究西方，才真正是脫離現實的白日夢。當中國現實中出現了用傳統文化的視角不能完全解釋、甚至完全不能解釋的新現象、新事實（如“天朝大國”敗於小小日本）時，是什麽給我們提供了新的反省視角和懷疑衝動？是西方文化參照係。五四時期和今天都有一些保守主義者出來勉力將“現代化”和“西方化”區別開來，這其實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詭辯。從抽象的語詞層麵上，我當然可以把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可是我們不可能從語用層麵和事實層麵上把二者分開，因為沒有西方的影響，今天的“現代化”一詞沒有任何含義。假如影響20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是外星人，我們也許可以用“外星化”取代“西方化”，可惜事實並非如此。這種咬文嚼字除了反映出一種“恐西症”外並沒有什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