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批判主義看來，五四精神在中國近代史上雖然是石破天驚的一聲春雷，但同時也帶有從傳統而來的一些固有局限。超出這些局限，也就是新批判主義的“新”之所在。所以我對五四的反思與現今許多人不同，在這些人看來，五四的毛病就在於太激進了，必須把五四人物的言論和當時他們的對立麵的言論作一個調和、折中，才能達到持平之論。這種看法貌似公允，實際上是想把五四精神以某種大家都“喜聞樂見”的方式納入到傳統“中庸”的眼光中去，使五四的鋒芒喪失殆盡。這樣一種對五四的“超越”，實際上還遠遠沒有達到五四的水平。我倒認為，五四的缺陷並不在於言論和態度上的“過激”，而在於在這種過激的表象底下仍隱含著某種出發點上的陳舊思維框架，從而陷入了某種未能解決的內心矛盾。我們今天若能解構這一框架，克服這一矛盾，我們或許在言詞上不必顯得那麽過激和張狂，但在思想上卻可以做到更加理性和邏輯化，從而有可能對中國人的國民性做出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改進。因此，新批判主義打算從如下三個方麵對五四的局限性加以反思。
1.啟蒙背後的民粹主義。
五四精神中最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啟蒙精神。啟蒙（En1ighten-ment）在西方18世紀啟蒙運動中是一個最激動人心的字眼，其本意是“光照”“啟發”的意思，但並不包含喚起民眾的含義，多半倒是一種思想上的個人覺醒。當時的啟蒙學者，特別是法國百科全書派，都是些書齋和沙龍裏的文人，社會地位都不低。如伏爾泰出身宮廷醫生，他本人不信上帝，卻認為應該讓老百姓有一個上帝。盧梭是他們中最平民化的一個，曾斥責啟蒙學者高高在上，脫離民眾的貴族傾向。但即使是盧梭，也並不以民眾的代言人自居，而更多地致力於自己的理論創新，有一種離棄社會隱居的傾向。相反，五四的啟蒙運動則特別賦予了啟蒙以“開啟民智”的含義，而很少具有思想創新的含義。五四啟蒙思想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現成的觀念和眼光來批評中國的現實和傳統，以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認識水平和自覺意識為己任。這是一些留洋的知識分子自己接受了西方思想後反過來“啟國人之蒙”，所以表麵看來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骨子裏包含著更深的政治倫理動機，即替人民說話，代人民立言，救人民於蒙昧。這是典型的民粹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