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宏大敘事”、對統一的合法化機製、對解釋一切的思辨哲學和控製一切的係統操作的懷疑和解構，是後現代狀態的最突出的特點。
在當前有關“後現代”的討論中，有兩個概念常被人們混為一談，這就是作為一種時代特征的“後現代狀態”和作為關於這個時代的一種反思、乃至於一種思潮的“後現代主義”。這兩者的區別，就連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家利奧塔爾（Lyotard）在其名著《後現代狀態》中也不是分得很清楚。他開宗明義便說：“此書的研究對象是最發達社會中的知識狀態。我們決定用‘後現代’命名這種狀態”，並說，“簡化到極點，我們可以把對元敘事的懷疑看作是‘後現代’”。的確，對“宏大敘事”、對統一的合法化機製、對解釋一切的思辨哲學和控製一切的係統操作的懷疑和解構，是後現代狀態的最突出的特點。後現代的思想家們說出這一點，並不是什麽理論上的獨創，而隻是陳述了一個事實；而且，如果說這一發現畢竟需要某種銳利的眼光的話，那麽他們正好是運用了另外一種“宏大敘事”才獲得了這種洞見的。換言之，利奧塔爾用來揭示後現代“狀態”的那種“主義”，並不是什麽後現代主義，而恰好是現代主義！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利奧塔爾批評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說“這裏假設了兩個東西。首先假設了所有對話者都會讚同那些對所有語言遊戲都普遍有效的規則或元規定……其次假設了對話的目的是共識”。利奧塔爾對哈貝馬斯的這一批評頗類似於哈貝馬斯對伽達默爾的批評，隻不過批評的焦點從“視界融合”（傳統）換成了“共識”，而立足點都是人的自由自決，它導致利奧塔爾無條件地追求“臨時契約”（在肯定的意義上）和“誤構”（在否定的意義上）。的確，利奧塔爾在強調人在相互交往中的創造性和能動性方麵比哈貝馬斯有過之無不及，他引入了遊戲理論和博弈理論（競技和賭賽）。然而，這種極端超前（超越於現政府體製）的思想果真是與現代主義相對立的“後現代主義”思想嗎？利奧塔爾在反對用“思辨機製”來解決“合法性問題”時，提出了他自己的解決辦法：“知識不能在自身找到有效性，它的有效性不在一個通過實現自己的認識可能性來獲得發展的主體中，而在一個實踐主體中，這個實踐主體就是人類。激勵人民的運動本原不是自我合法化的知識，而是自我建立或自我管理的自由。”讀到這裏，我們肯定會把他歸入馬克思主義；而他自己則寧可援引康德並宣稱這是一種“通過意誌自律達到合法化的方式”。實際上，競技和賭賽早在康德甚至巴斯卡爾那裏就已經作為人的自由選擇的例子提出過了。利奧塔爾強烈地反對思辨哲學（黑格爾），卻如此熱情地肯定康德，包括其二元論和“知識的先驗條件”，無怪乎有人認為他其實比哈貝馬斯更“保守”。或不如說，康德在他眼裏是最早的“後現代主義者”。當利奧塔爾把實踐能力和審美能力等等作為與認知能力多元並存的內容納入到“知識”一詞中來時，的確使我們想起康德對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劃分。在利奧塔爾看來，“思考什麽是真實，什麽是公正，這並沒有過時。過時的是把科學想象為實證主義，把科學判定為德國唯心主義者所說的這種不合法的知識，這種半知識”。利奧塔爾不過是在後現代狀態的曆史條件下，用現代主義（如果可以的話，我想不如稱之為自啟蒙運動以來的“近代主義”）本身中的人本主義因素反對或調和其中的科學主義因素而已，並沒有什麽嚴格意義上的“後現代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