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緒的躁動中也有理智的冷靜，在深刻的反思中也包含內在的憤懣或苦惱；而在情與理的這種兩極振**中，越來越達到兩極相通或滲透。
所謂新時期以來的中國作家，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在於拋棄過去一個長時期中由政治口號和道德說教偽裝起來的虛假人格，而力求從自己內心去發現自我、真我，力求真實地、真誠地表達自己內心的真情實感。追溯新時期整個文學史，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樣一條不斷向作家自身靈魂深處進行探索和挖掘的艱難道路：從“傷痕文學”的憤激的控訴到“反思文學”冷靜地向內轉，從“朦朧詩”獨抒性靈式的心緒迷茫到“尋根文學”遠距離的原始回歸，從現代派和先鋒小說的煩躁不安，直到“痞子文學”遊戲人生式的大徹大悟和“新寫實主義”小說的“平常心”，都是新時期作家這一心路曆程的不同階段，這些階段總的說來一個比一個更深入，並且越到後來，便越是清晰地顯露出作家的內在靈魂。
可以看出，上述曆程的一般規律總是：躁動——平靜——再躁動——複歸於平靜，如此循環往複。當然，在情緒的躁動中也有理智的冷靜，在深刻的反思中也包含內在的憤懣或苦惱；而在情與理的這種兩極振**中，越來越達到兩極相通或滲透：情成為了一種理想化的乃至理論上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純情”，理則成為一種被現實所扭曲了的歪理、“痞理”、逆反心理，它反而是人的自然情感的一種發泄方式。作家自我人格的追溯達到這樣一種情即理、理即情的互滲互補結構，是中國新時期作家十幾年苦苦探索的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義的，恐怕要算賈平凹、顧城和王朔這三位完全不同意趣，卻具有相同的雙重自我人格的作家。
先看賈平凹。在這三個人中，賈平凹是最具鄉土氣息和傳統文化曆史深度的作家，他早期的作品（商州係列）便以此為特色而在中國文壇上雄踞一時。然而，當他不滿於此，反省到自己“幾十年奮鬥的營造的一切稀裏嘩啦都打碎了”，要“在生命的苦難中”來“安妥我破碎了的靈魂”時，他便失去了從前寧靜、雋永和娓娓道來的文風，變得慌亂而急促；當他下決心要切實地通過寫作來尋找自我、把握自己的靈魂時，他看到的恰好是自我的失落（丟了魂）；或者說，他發現原先自以為圓滿自足的那個自我隻是一個假象，他的真我其實是分裂的——他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莊周還是蝴蝶了。現實中的“莊之蝶”玩世不恭，早已喪失了一切理想主義的道德信條，甘願充當這個已經腐朽了的倫理體係身上的蛆蟲，尋求著這個封閉實體上的裂縫和“破缺”，以維持自己那尚未被窒息的最後一點原始生命力。理想或夢幻中的莊之蝶卻獨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天才，能將除去一切道德麵紗之後**裸的痞性、獸性變得如此優雅和溫情，甚至使之顯出一種自然天成的純潔和美來。當然，這種美絕不是精神上的，而是一個有精神的人對肉體的一種崇拜和依戀，是精神放棄自己更高的目標而回到肉體的家園，直言之，是精神的頹廢和沉淪。當精神無論如何也看不到自己頭上的天光、無法引導自我超升至神明般的至福境界時，唯一能使靈魂得到“安妥”的便似乎是向肉體沉淪。而這種沉淪又是如此愜意、如此甜美，毫無罪感和觸犯天條的恐懼，因為精神的唯物主義知道，沒有上帝，也沒有死後的靈魂。人生如過客，如蛆蟲，亦如夢幻。而最真實的夢幻是蛆蟲的夢幻，隻有蛆蟲的夢幻才使得蛆蟲似乎不隻是蛆蟲，而有了“文化”，成了天道和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