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對人類曆史的合目的性發展進行了一種猜測，隻不過在他心目中，這種曆史目的論眼光並不是對自然或曆史事物本身的一種認識，而隻是一種“反思性的判斷力”，即從曆史現象中反思到我們主體本身的某種精神結構，也就是道德結構。我們是由於自己具有道德目的才把整個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看作是有目的的，即看作是趨向於這種道德目的的，這類似於戴著人類的有色眼鏡看世界。在他看來，如果沒有這種有色眼鏡，人類社會曆史就完全是一片自然界混亂的弱肉強食，不可能有什麽最終的目的，也不會有進步這回事了。他的學生赫爾德在這方麵與他分道揚鑣。赫爾德在其著名的《人類曆史哲學的觀念》一書中撇開康德在自然科學和人類曆史領域之間所做的嚴格區分，公然就把人類曆史發展當作一種客觀的自然規律來研究。當然，赫爾德的論證是不嚴密的，他以自然科學（生物學）的術語對人類曆史的描述也給人以牽強之感；但他在曆史學的客觀化、科學化道路上做出了開拓。他的後繼者如費希特、謝林，特別是黑格爾，則把自然和人類曆史置於一個大曆史的兩個不同階段上來考察，從而把兩者的關係理順了。在黑格爾看來，自然界本身沒有曆史，但它是人類曆史的準備；當自然界發展出人類社會，世界曆史就呈現出階段性的發展或進步；在這種進步中，自然界仍然發揮著它自身的作用，但已經受到背後“理性的狡計”的支配，它在單個人身上作為主觀的欲望和**看起來是惡的體現，但在曆史中客觀上卻成為了善的工具，人的惡劣的情欲是世界曆史發展的杠杆。黑格爾的曆史概念是一個本體論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單純認識論的概念，是德文的Geschichte，而不隻是Historie。或者說，即使他講曆史認識，也是講上帝、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而不是凡人的曆史知識；而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就是絕對精神本身，是作為主體的實體。這裏麵顯然有基督教神學史觀的影子，隻不過黑格爾的神是理性神，這使他的曆史觀具有了客觀規律和“科學”的外表，但卻失去了對未來的理想主義的維度。他的曆史三階段即東方、希臘羅馬和日耳曼世界並沒有為今後的進一步發展留下餘地，到了他這裏，一切都已經是原則上現成的、停滯不前的了。[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