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學與西方曆史觀相比，又自有一番完全不同的意義。中國古人把“曆”和“史”連用講“曆史”的情況比較少，通常隻用一個“史”字，講“史學”；“曆史學”則是日本人後來對西方history的翻譯，傳入中國以來比較流行。“史”的意思按許慎《說文解字》的說法是：“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也就是公正客觀地把事情記錄下來。中國古代的史官是由史前社會的“巫祝”演變而來的，巫的職能是掌管祭祀；國家產生後，他們兼管記錄重要事件、起草和保管政治文件等工作，最早保存下來的這類文件匯編就是《尚書》。春秋時代，許多諸侯國如晉、楚、齊、魯等等都有自己的史書，後由孔子依據《魯春秋》參考各國史書經刪削校定增補而編成《春秋》，並在其中加入了隱晦表達自己的褒貶愛憎的“春秋筆法”，所謂“借事明義”，所謂“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才從黑格爾所說的“原始的曆史”進入到了“反省的曆史”，但從此就停留在那裏了。由此可見，中國的“史”字最早的意思既不是“打聽、詢問”，也不是發生的“事件”，而是（用文字）記錄；而這種記錄本身不是為了求知，而是一種官方的政治行為，後來才普及為民間（或準官方，因為孔子自己也曾為魯相）的政治思想，繼而（在漢代）又上升為統治者最重要的一種意識形態。為什麽要修史？早期史官們對這一點還比較朦朧，司馬遷繼承孔子的遺誌，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最清楚地道出了個中的道理：“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辦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這就是中國傳統史學直到今天仍一以貫之的思想。任何一個當權者，哪怕是暴君，都多少有些在意自己的劣跡是否會著之竹帛、遺臭萬年。[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