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可以對以往的曆史概念進行一番總體上的反思了。我認為，柯林武德在其《曆史的觀念》中所提出的曆史學的四個問題或四個方麵的特點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最後一個問題，即：“曆史學是‘為了’人類的自我認識。……因而曆史學的價值就在於，它告訴我們人已經做過什麽，因此就告訴我們人是什麽。”[173]他指出，希臘“曆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曆史》就已經具備了這個特點，其實這也是後來一切曆史學的必備的特點。換言之，曆史學是人類自我意識的一種表現方式，凡是人都有自我意識，凡是自我意識都是曆史性的，因此凡是人都是曆史性的。沒有非人的曆史，也沒有非曆史的人。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從人類的起源說起。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上》），但這個“幾希”到底是什麽，他並不清楚。馬克思主義者通常的共識是，人與猿的區別在於製造和使用工具，人是能夠製造和使用工具的動物。但英國動物學家珍妮·古道爾（Jane Goodall）在20世紀60年代通過對黑猩猩生活的田野考察發現，黑猩猩也能夠製造和使用工具，這就打破了馬克思主義對人的權威定義。我在1988年就已經初步意識到，人與猿的區別不僅僅在於製造和使用工具，而且在於能夠攜帶和傳承工具。我寫道：“當原始人類攜帶笨重的工具從一地遷往另一地時，必須付出暫時得不到補償的更多的體力。人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正是因為人對自己的勞動活動具有強烈的目的性意識，對自己的行為給自然界的影響以及自然物的相互關係具有一定程度的認識，還有滲透於其中的多少有些幻想化、神聖化了的情感意識，特別是對自己所使用的工具（它往往被看作自己的夥伴、另一個‘自我’）的情感聯係。這一切構成勞動過程的精神方麵。這就是作為勞動過程本身的本質因素之一的‘勞動意識’。正是勞動意識，才使勞動成為人類生存的必然手段，並使勞動本身的社會性和曆史承繼性成為可能。……勞動意識使勞動從類人猿的偶然的萌芽性質上升為人的必然性本質。”[174]最近我在一次有關“人的自由”的講座中又將這一觀點進一步拓展了。[175]我提出，人跟黑猩猩的區別主要不在於製造工具，也不在於使用工具，更重要的在於保存和傳承工具。黑猩猩已經能夠製造工具，但是它不會保存工具，它用完就扔了，它也不會把工具總是帶在身邊，當作自己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不會把這種東西傳承下來。而人類社會有一種傳承活動，工具連同工具的使用經驗代代相傳，得到了保存和繼承，這是人類所特有的。隻有保存工具，才是把工具當成了一種普遍的媒介，它不是一次性使用的，而是可以反複不斷使用的。這樣一種行為使得人類的觀念產生了一次飛躍，出現了一種“符號”現象，工具變成了符號。什麽是符號？就是一種普遍的表象，與它相關的對象可以變來變去，但是這個符號永遠不變，以不變應萬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