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徐複觀用“憂患意識”來概括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心理之後，李澤厚又用“樂感文化”來形容中國文化，以與西方中世紀基於“原罪意識”上的“罪感文化”相對比。我們認為，隻有在這“一憂一樂”之間去考察中國人社會心理的內在結構，才能準確而完整地把握我們民族思想內核的特征。
憂患意識，主要是儒家意識形態的特點，但又不是儒家所獨有。法家行專製，墨家講兼愛，道家任自然，但都滲透著對國家、對社會、對人生的憂患。中國人為什麽老是憂患不已？這不能歸之於某一學派，而要從更深的曆史層麵上找原因。首先，這種憂患意識，與中國人自古以來從事的農業生產和封閉的小農經濟有關。農業生產不需要冒險玩命，然而生產周期長，須得時時小心照料，不誤農時，預先將全生產過程細心籌劃，環環相扣地去促成那最後的收獲，否則就可能終年辛勞而虧於一旦。這不能不叫中國人時時擔憂秋收會不會落空，也不得不擔憂如果一季落空將何以為生，因為他們沒有離開自己的土地謀生的能力（這稱之為“背井離鄉”），也不像希臘人那樣具有冒險精神。他們隻有預先節儉，以防不虞，否則就無法生存下去，這形成了中國人聞名於世的勤儉節約的美德。中國曆代帝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也無不將大量心血傾注在農業的振興上。“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84]皇帝每年都要舉行“親事稼穡”的儀式，開春時須皇帝親自犁田破土，全國才一齊開始春耕。更重要的，皇帝還起著領導興修水利、對付水患的作用。大禹治水不必說了，戰國時代的都江堰、鄭國渠，漢代的白渠、龍首渠、六輔渠等一係列灌溉係統，都是國家組織民工修建的。最典型的當然要算影響整個中原農業生產的黃河治理工程了。元封二年，漢武帝發卒數萬堵塞黃河決口，武帝親自巡視工地，命隨從官員“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恩格斯在講到亞洲社會時說：“在這裏，農業的第一個條件是人工灌溉，而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85]馬克思也指出：“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中央政府如果忽視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會荒廢”，而使大片地區變得“荒蕪不毛”。[86]中國曆代統治者的“敬天保民”思想就是這樣形成的。的確，對於作為“農業的命脈”的水的憂患，可看作“憂患意識”的一個重要來源。然而，世界上以農業為經濟主體的文明古國不隻是中國，為什麽卻隻有中國人表現出這種意識形態特點呢？這就必須具體考察中國獨特的社會關係。在發達的奴隸製國家，奴隸對生產的成敗漠不關心，也就談不上什麽“憂患”。中國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前麵說過，中國古代階級社會的形成並未炸毀原始血緣關係的紐帶，反而將之發展為一整套宗法政治組織形式。統治者對於在征戰中臣服於己的其他部族並沒有從社會結構上予以徹底破壞，而是利用原有的結構來對他們進行奴役和控製。正是在這些被征服部族本身的小農經濟和宗法組織的分散性上，統治者才得以維持自己長久而穩固的專製統治。從被統治者來看，中國的農民即使處於無人身自由的地位，通常對農業的收成也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因而不能不憂患在心；從統治者來看，恰好由於他們曆來不是單憑軍事武力和法律的“強控製”來維持偌大帝國的長治久安，而是依賴由傳統中繼承而來的德治、禮治的“軟控製”來統治的[87]，因而也就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憂患，不知道那隨時可能被突破的“軟性”的禮法規範是否還在起作用。憂患意識絕不是進取的意識形態，而是對過去某種舊秩序的維護和擔憂，是對“亂”的憂患和對“治”的祈求。亂和治的標準則是看禮樂秩序是否得到恢複，一旦禮崩樂壞，道德不存，任何一種軍事實力都不足以維持國家的安定和統一，因為甚至軍隊的組織原則也仍然是以宗法製度的原則為基礎的，打破這一基礎必將導致軍閥混戰。《詩經·大雅》說：“民各有心”“民之多辟”，分散在如此廣大地域內的人民很容易產生異心和邪辟，而土地的廣大又導致邊防線的綿長，軍事武力主要用來對付異族入侵，更不可能對內有及時而有效的鎮壓。因此，曆來統治者要想鞏固皇基，都十分注意收拾民心，體察民情，標榜德政。他們雖自命為“天子”，是“天命所鍾”，但根據曆代帝王的經驗，他們也知道天命未必靠得住，如果自己不行德政，很可能會被天所棄。“天難忱斯，不易維王”[88]，為君之難，必須自己謹慎，不可稍有懈怠，不能躺在“天命”上高枕無憂。為了繼承傳統，躬行德政，中國曆代統治者越來越重視知識分子（“士”和“儒生”）的作用。這些知識分子知書達禮，懂得曆史和典籍，唯有他們可以把傳統宗法式的政教一代一代貫徹下去；而作為帝王與百姓之間的中介，中國知識分子也集中體現了從上至下無不沉浸於其中的憂患意識。他們把這種意識擴大為一種對人生的反思，乃至一種人生哲學。中國儒生的理想人格在範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中得到了最高體現：不僅是群體之憂樂高於個體之憂樂（群體意識），而且是憂先於樂（憂患意識）。《易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真切體會到了代表儒家文化源流的周易哲學的深層心理意識的。作《易》者為什麽憂患，就因為他作為一家之長、一國之君，對於他所領導的、和自己有著血肉聯係的群體，以及對這個群體的共同祖先，負有神聖的責任。這種對群體的責任心和義務感是整個中華民族從天子到庶人共通的一般社會心理，哪怕是一個丫鬟、一個妓女，也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根本上看，憂患意識是傳統宗法關係的僵硬性與維係這宗法關係的手段的“軟性”之間總是無法達到一致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