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設想一下，如果有一位由儒家群體意識造就出來的忠孝節義的“君子”來到了古希臘全盛時期的雅典，他會作何感想呢？也許，他會感到這裏遍地是孜孜謀利的“小人”，而麵對眼前一片喧嚷繁忙的景象困惑不解。那雄偉莊嚴的雅典衛城和中國的皇城京都比起來，就像小孩子搭的積木一般可笑；公民大會上的吵吵鬧鬧，執政官的毫無威嚴，競技場上的**搏鬥，兩性關係上的放縱無拘，這一切都簡直不成體統。這個國家的人民不種五穀，不戀本土，一味地取巧鑽營，靠別人養活；政治製度上又是那麽不合禮法，國家大事聽憑鐵匠、石匠和商人們擺布。當酒神慶典上響起靡靡之音，頭戴花冠的青年婦女們手拉手在山野裏和廣場上狂歌醉舞，高舉**模型疾走如飛時，我們這位君子一定會感到無地容身，失去那份“不改其樂”的自信了吧。
的確，這是一個奇異的國度。古希臘群體意識在野蠻時代末期的崩潰，帶來了個體意識的確立，正是這一點使希臘人逐漸“墮落”成了唯利是圖的“小人”。遠在梭倫的政治改革之前，“對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所導致的商品生產就已擴展到土地耕作方麵，並由此產生了個人土地所有製。[95]梭倫立法隻不過是將這一點在形式上固定下來而已。在這裏，個人財產在死後無嗣的情況下，已不是理所當然地歸氏族公有，而必須由所有者自己指定繼承人了；雅典公民已不再按照所從事的職業來劃分等級（如中國古代的士、農、工、商），而是按其所占有的私人財產的多少來劃分等級了；動產不再是單單用作購置地產的手段，地產反而像動產一樣頻繁地投入交換了。這一過程的結果是各氏族各部落成員的完全雜居，還有大量的外來移民在雅典取得了地產和居住權，最後也得到了公民權。克利斯提尼改革按照地區來劃分國家行政區域，這與中國周初的封建是根本不同的。周初大封建不但受封者是按氏族血緣關係次第排隊，而且分封的疆域也是與這土地上的氏族部落視為一體、不可分割的，整個國家的組織原則都是氏族血緣關係；反之，在雅典國家的行政區劃中，“有決定意義的已不是血族團體的族籍，而隻是常住地區了”[96]，這土地上的人民可以不斷混雜、改變和流動，這非但不構成對雅典國家穩定性的威脅，卻正好成為雅典交換發達、經濟繁榮的標誌。用中國傳統的眼光看來，這似乎是一個不可解釋的現象：雅典人對土地的控製並不構成對人口的控製，又沒有像中國這樣強固的氏族血緣式宗法關係來維係人民，那麽它是靠什麽來維持這樣一個民主共同體的穩定，使一個一個互相排斥的獨立個體不陷入到無窮無盡的衝突裏去，而結合為一個統一的公民社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