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人的本質的異化。早期希臘哲學的理性主義和唯智主義始終作為一個主導因素而外在於希臘宗教，雖然與宗教長期並存、時有衝突，而終究保有自己的地盤，這正反映了希臘宗教意識的不徹底和不成熟。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以來，以目的論和理念論為標誌的神學學說開始使希臘理性精神變質，但並沒有完全消除理性主義和唯智主義的基礎。相反，他們眼中的神還僅僅隻是費爾巴哈所說的“無限的、普遍的、不具有擬人說性質的理智本質”[267]，他們已開始在培養一種宗教神秘主義情緒，但他們的宗教哲學原理本身仍然是理智清明的。“因此，一位僅僅表現出理智之本質的上帝，並不使宗教感到滿足。他並不是宗教之上帝。理智不僅對人感到興趣，而且也對人以外的東西，對自然感到興趣。理智人甚至因了自然而忘記了自己。”[268]這一點甚至在神秘主義者普羅提諾那裏也還是適用的，他將神性的靈魂看作整個感性世界的生命的原理（泛神論）。但普羅提諾的“太一”學說，他的“眾神即一神”“一神即眾神”的思想，已顯示出從古代異教的多神論和泛神論向基督教一神論的過渡，在這裏，真正的神還未成為人格神，它還覆蓋著一層不可知的（因而是非人的）麵網。但古代的唯智主義已被打破，善的原則已淩駕於理性的原則（理念）之上，理念世界由它產生，它本身卻不再是一個理念，而是“太一”。
基督教正是從善的原則開始的。基督教的道德性質正是早期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得到最廣泛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269]。古希臘羅馬意識形態結構中所缺乏的道德精神，特別在上升為羅馬“國教”的基督教中得到了報複性的強調，而希臘科學精神則和希臘藝術一起被當作道德的對立麵拋棄了。羅馬帝國巨大的官僚軍事統治在其瀕臨死亡的時候，關心的僅僅是如何用一切欺騙方式維持億萬臣民的意識形態的穩定，而早期基督教中有關誠實、睦鄰、貞潔、慷慨等道德信條，在經過上層人士（如保羅）加以改造，加強了溫柔、忍讓、謙卑和來世報應的因素後，便逐漸為統治者接受，成為緩和階級衝突、規範群眾思想的一個有用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