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文化狀況在後來的儒家著作中有相當完整而準確的描述。《禮記·表記》說：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而不靜，勝而無恥。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盡管《禮記》因係漢人所編纂，其所錄“子曰”雲雲是否確係孔子所言尚可存疑；盡管由於出土文物及史料有限，對於夏、商兩代文化特征隻能作某種猜測，但以有限的文物，參證《禮記》的描述，可以肯定其言大體不誣。由於夏人尚處於階級對立的初期，他們所麵對的強敵，還主要是難以駕馭的大自然，因而夏禹的成功主要表現在對自然的鬥爭（治水）方麵；而在階級壓迫更為殘酷的殷商，受到頌揚的則是“無敵於天下”[422]的軍事統帥了。因此，如果說夏之陶鬲和商之銅鼎都表現出某種神秘感的話，那麽前者主要表現出對自然規律無從把握的困惑，因而形成所謂“尊命文化”，而後者則是有意識地借助鬼神的威嚇，用人殉和人祭的手段，維持其神聖政權的穩定，因而產生出所謂“尊神文化”。
周人的文化是“尊禮文化”。這是一種氏族文化與封建文化的混合物。它在氏族文化原始人道主義（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的遮掩下，通過對血緣關係的維係（親而不尊）和宗法等級秩序的確立（賞罰用爵列），將殷商奴隸製轉化成了領主經濟的初期封建農奴製。這種文化飽含著冷靜深沉的“憂患意識”，重人事，重倫理，重禮教，重樂感，因而較之夏的“尊命”和商的“尊神”，更具有“人文”色彩。難怪孔子由衷地讚道：“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423]隨著周政權的建立，一種早熟的封建文化——禮樂文化，逐漸取代了由氏族社會而來的“尊命文化”和奴隸社會的“尊神文化”。由這兩者所代表的“巫術文化”衰落了，人作為一個群體，從遠古時代文化的神秘性和壓抑性中解放出來，終於建立了一個以群體的人為核心的倫理哲學的文化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