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早熟的封建社會從領主製向地主製過渡的曆史轉折關頭。這是中國古代社會急劇變化的時期，也是意識形態領域空前繁榮、最為活躍的開拓創造時期。當此之際，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國人作亂，四方爭雄，征自諸侯，政由方伯，八佾舞於庭，周鼎問於楚，文王周公創立的宗法體製分崩離析，儒家極力推崇維護的禮樂文化麵臨嚴峻的挑戰。正是在這一宏大的曆史背景下，作為一種亞文化形態的非儒家異端諸學派，百家蜂起，諸子爭鳴，衡長較短，立異標新，為中國文化史和中國美學史，平添了無數異彩。
禮樂文化和儒家學說的頭號勁敵是墨家學派。墨子大約是殷商“百工”奴隸主之後，又躋身於宋國手工勞動者階層，在某種意義上可看作殷商奴隸製文化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繼承者。不但他的“天誌”“明鬼”的宗教觀念可視為殷商“尊神文化”的延續，就連他的“兼愛”“尚賢”的倫理思想似乎也是這一文化的思想化表達。在先秦思想家中，墨子與古希臘思想家的相似之處最多；他和後期墨家所大力發展的某種注重邏輯（形式邏輯）的思維方式，也表現出一種非倫理型文化的傾向。所以，墨子似乎本能地對禮樂文化有一種對抗心理和抵觸情緒。也正是在批判禮樂文化的前提下，墨子提出了著名的“為樂非也”[492]的美學命題。
在墨子看來，所謂“美”（包括藝術和審美），不過是人在物質需要得到滿足之後的感官享樂，即“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493]，因此較之物質生活，它是遠非重要的。“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494]也就是說，人們首先必須吃、穿、住，維持生命的存在，才有可能從事藝術和審美活動。動物單憑自然界的恩賜便可存活，人則隻有通過勞動才能生存發展：“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爪）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因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495]因此任何時候人都應該把發展物質生產放在首要地位。然而，統治階級在生產力極其低下、廣大民眾衣食起居尚不得溫飽安寧的情況下，廢耕織，奪民財，以滿足少數統治者的聲色口味之欲，違背了人的勞動本質，當然是非人道的。由此可見，墨子“為樂非也”這一思想，具有樸素的曆史唯物主義萌芽和原始人道主義因素，但它們都是建立在極其狹隘的功利主義基礎上的。他實際上否認了人除了物質需要以外還有任何精神上的需要，這就無形中把人和動物等同起來了。怪不得孟子要痛斥墨家為“禽獸”。顯然，代表著早夭的尊神文化的墨家學說，包括其反藝術的美學觀，實不足以與早熟的禮樂文化相抗衡，所以雖也顯赫一時，但終不過是曇花一現。有意思的是，反倒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卻或多或少地對墨家表示了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