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機會不久就到來了。
學術界公認，魏晉南北朝是中國三千年封建社會史上的反常時期。這是一個充滿痛苦、動**和不安的時代。在內部矛盾和農民起義的夾擊下，漢帝國巍峨大廈一朝傾覆，五百年統一局麵分崩離析，危機四伏，戰事頻仍，社會的動亂和國家的分裂長達三百年之久。在北方，漢胡雜處，比例倒掛，少數民族梟雄相繼問鼎中原，不斷建立起五花八門而又曆時極短、帶有部落製和奴隸製色彩的新政權。在南方，豪強擁兵自重，莊園壁塢林立，形成按照宗法關係建立的塢堡主經濟結構，地主經濟遂退化為領主經濟。於是，一方麵，等級森嚴、世代相續的門閥士族壟斷政權偏安江左，朝代迭次更替，政局極不穩定；另一方麵，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權保護的自耕農紛紛投靠豪門，成為國家編戶齊民之外的“部曲”和“蔭戶”，實際上已淪為束縛於領主土地上的農奴或準農奴。凡此種種，都說明這一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乃是尚未得到充分發展的殷商奴隸製文化在西周封建領主製和秦漢封建地主製文化過早確立後的一次複辟回潮，是中國封建文化從“早熟”“早成”走向“成熟”之前必經的一次青春期異常現象。
對於一個老成的少年而言，野性的複蘇也許還能表現出生命的活力，而痛苦的反思則無疑會閃爍出智慧的光芒。魏晉南北朝時代社會的動亂，反倒激活了意識形態領域中向來被壓抑和凍結的一切積極因素。於是，“六經注我”取代了尋章摘句，立異標新排擠了因循守舊，離經叛道成為了一代時髦。在統治階級不能作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文化中心對思想文化作過多鉗製和束縛的情況下，“家棄章句，人重異術”[560]，論辯成風，“是非蜂起”[561]。以玄學懷疑論為哲學基礎和思想前導，以外來文化，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化為助燃劑，一股新穎先進的思潮以燎原之勢席卷了中華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