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學的自覺”，按魯迅的解釋，即是“為藝術而藝術”[562]；而所謂“為藝術而藝術”，作為一種美學原則，又是對“為政教而藝術”的否定。正是由於這種否定，文藝創作才突破了儒家倫理美學的功利框架，不再把“助人倫成教化”當作藝術的主要目的，而是把給人以審美享受——“滋味”當作了自己的追求目標。“味”這個原來僅止於標示味覺器官感受到的生理快感、因而屢遭墨子和老莊否定的概念，在陸機那裏開始有了全新的含義。陸機在他的《文賦》（這是中國第一篇真正談文學創作的理論文章）中說：“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弦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這就不但意味著“味”這個概念已由感官的享受變成了精神的愉悅，而且表述了一個新的重要觀念：一部文藝作品，如果僅僅隻是格調高雅，文字質樸，不能在形式上給人以審美愉悅，是令人遺憾的。這種以形式的濃豔為美的審美趣味，確乎是“文學的自覺”的產物。
如果說，“味”這個概念在陸機這裏由於出自《禮記·樂記》“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之典，因而尚帶有過渡性質的話，那麽到了鍾嶸那裏，“滋味”就完全指藝術給人的審美感受，而直接關乎形式了。鍾嶸《詩品序》說：“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也就是說，五言詩之所以盛行於世，在於這種藝術樣式最能給人以審美享受。鍾嶸把美感的產生歸於藝術形式，劉勰則由形式深入到情感內容，要求情感內容的豐富性和新穎性。他說：“繁采寡情，味之必厭”[563]，隻有以簡約之文辭，傳不盡之情意，才能“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564]。總之，這個時代的人們差不多普遍認為，文藝用富於審美魅力的形式傳達感**心靈之情感，這一特質正是它能激起一切人極大興趣的根本原因。《文心雕龍·時序》說：“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詩品序》說：“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後來李諤也指出，當時的風氣，是“貴賤賢愚，務唯吟詠”[565]，可見文學精神之普及，文學創作之繁盛。這個時期在美學上閃爍光華的，已不再是哲學家、道德家，而是一大批真正有著審美心靈的藝術家、文藝批評家，他們或淩駕於社會之上（如曹氏父子），或超然於社會之外（如竹林七賢），或高蹈於上流士族（如王羲之、謝靈運），或奮發於下品寒門（如左思、劉勰），但無不在陶醉於音樂、詩歌、繪畫、書法的審美境界的同時，潛心於藝術自身規律的體察與琢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