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與藝術脫離經學、向純粹審美形式的進發相同步，哲學也在開始與經學相分離，走向純粹思辨形式，這就是魏晉玄學的勃興。
魏晉玄學發端於以儒家倫理哲學為指導思想的東漢名教之治。從東漢到魏晉，由清議而清談，由清談而玄談，由玄談而玄學，本身就是一個越來越脫離政教倫理、越來越遠離社會實際、越來越走向哲學思辨的抽象和超越過程。這種較之先秦兩漢倫理哲學遠為純粹的思辨哲學對於中國美學史的最大影響，就是提供了一個包括“以無為本”的本體論和“得意忘言”的方法論在內的嶄新的世界觀，它誘導人們以一種真正超功利的審美態度，運用“尋象觀意、得意忘象”的認識手段，透過變幻多端、繁複紛紜的大千世界去追求萬有之後唯一永恒絕對的本體。這種追求無疑給中國知識階層開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視野，它自身的神秘性對於任何一個睿智的思想者都具有一種審美上的魅力；而這種追求的方式，即既以言、象表意，又不必執著拘泥於言、象自身的新方法，對於長期被兩漢經學煩瑣章句禁錮的頭腦來說，更不啻一劑清醒劑，於是立即風靡了整個思想界。從此，舊的心理格局和思維定勢被打破了，人們開始用新的眼光看世界。在審美領域，這突出表現在人與自然的審美關係上，自然不再被單純看作道德觀念的象征物（這被視之為“俗”），而是體現著虛無本體無限生機的審美形式。這種審美意識的大變革，後來由南朝劉宋畫家宗炳以一段著名的論述作了總結。他說：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