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世紀末，隋王朝統一中國，結束了南北長期分裂局麵。7世紀初的隋末農民起義，又沉重地打擊了門閥士族，他們所控製的部曲、蔭戶和奴婢也在起義中紛紛掙脫鎖鏈，重新成為自耕農。唐王朝建立以後，均田製和租庸調法的普遍推行造成了小農經濟的重新繁榮；政治上的迭次打擊，摧毀了門閥士族的傳統勢力。“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與門閥士族的沒落同步，庶族地主知識分子通過新的仕途——科舉，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人物。無論是他們的階級出身、入仕途徑或意識形態觀念，都強烈要求恢複儒家的正統地位。唐王朝的統治者也充分認識到，要想維持大一統的封建統治局麵，非以儒學為統治思想不可。唐太宗李世民就曾指出，周人享國千年，秦朝二世而亡，就在於前者製禮樂而施仁義，後者重刑律而尚暴力[597]。儒學的東山再起，乃是勢所必然。
但是，儒學在唐代的複興，有一個不同於兩漢的重要特點，便是兼容佛道。佛教自後漢東漸，至南北朝已成燎原之勢。其間雖有後魏太武、後周武帝兩次以武力滅佛，其結果卻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598]；道教與道家學說，則又因李唐王室自稱是李耳之後，而得到提倡，頗有發展，堪與儒、佛鼎立。所以隋唐之際三教合流已不可逆轉；而大唐帝國經濟繁榮、政權穩定、國力強盛，也就有足夠的度量來兼收並容。因此，如果說魏晉的異端崛起，是統治者無力進行鉗製的放任自流；南北朝的“三教同源”，是無法作有效控製的調和妥協，那麽，初、盛唐的“三教合流”，則是統治者的有意開明。李澤厚對這樣一個時代有極好的描述：“一方麵，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漢魏舊學（北朝）與齊梁新聲（南朝）相互取長補短，推陳出新；另一方麵，中外貿易交通發達，‘絲綢之路’引進來的不隻是‘胡商’會集，而且也帶來了異國的禮俗、服裝、音樂、美術以至各種宗教……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無所畏懼無所顧忌地引進和吸取，無所束縛無所留戀地創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傳統，這就是產生文藝上所謂‘盛唐之音’的社會氛圍和思想基礎。”[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