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是中國封建社會成熟期的開端。其政治上成熟的標誌，似為科舉製度的確立。陳寅恪指出：“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而極於德宗之世。”[601]它意味著意識形態結構和政治體製結構通過由儒生組成的官僚機構這一中介，有效、牢固地耦合起來，從而使以宗法群體意識為核心的儒家國家學說現實化為一種超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唐以後，由於有安史之亂的曆史教訓和藩鎮割據的現實威脅，各級國家管理機構逐步儒生化，甚至“前後命帥”，也“皆用儒臣”[602]。宋太祖立國，與群將議政“杯酒奪兵權”，與子孫約法“不殺士大夫”，其意均在確立和強化以儒生為主體的文官政治。中唐北宋確立的這一體製一直延續到清末，其間延綿一千二百餘年，再無魏晉南北朝那樣曆時三四百年之久的大動亂。即使分裂如五代，不到六十年便趨於統一；即使有外族入主中原，立即就與漢族同化，維持漢人舊製如故。中國封建後期社會的這種超穩定狀態，與上述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有著直接的聯係。正是因為有一大批飽讀詩書、明經守禮，以“忠君”和“仁民”為精神支柱，以耕讀和遊宦為全部生涯，保持著與小農經濟的天然聯係，又能超越小農經濟的分散性、實行全國**往的官僚化農村知識分子，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部門結成“同心同德”的組織網絡，中國封建後期的社會結構才那樣牢不可破，破而複圓。
與儒生官僚政治體製相對應，中國封建後期在意識形態上的成熟，則主要表現為儒兼佛道，既以平治天下為己任，又以談玄參禪為高雅、山水田園為歸宿的文化心態。在劉勰那裏，“心纏幾務”而又“泛詠皋壤”尚被斥為“真宰弗存”[603]；而在這個時期，入則為儒臣，出則為老莊，在野者仍憂國憂民，在朝者卻自命清高，則已成為中國士大夫知識階層的共同心理特點。這種心理上的二重性，正是積澱於心理深層、已成為集體無意識的宗法群體意識，和它所投射在心理表層的個體意識之間的相互激發、相互轉化與相互中和。在其中，個體意識所表現出來的心靈的自我感日益成為中國士大夫們的藝術創作**和審美欣賞興致的源泉，使他們在兼濟天下之前，或功成身退之後，或貶黜流放之途，總是要寄傲於琴書，移情於山水，在遠離人境的蝸廬中，不無苦痛也不無滋味地咀嚼一己之私情，以達到心理上的平衡。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屬於個人的境界作為獻身邦國大業理想的互補結構，很難設想他們的心理也能達到和當時社會結構一樣的超穩定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