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原始人的藝術，如巫術儀式（包括其道具洞穴壁畫、偶像雕塑等）、文身、裝飾、工藝、舞蹈、即興的狂歡等等，都不能算作真正的藝術，而隻是藝術的萌芽。這些萌芽，有的是與生產勞動本身緊緊結合在一起，作為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處在一種未分化的混沌狀態中。例如，工具本身的工藝形式，其藝術性含義隻朦朧地體現於原始人的注意力稍稍偏離勞動的功利方麵而上升到幻想的領域這種內在精神狀態上；有的已與生產勞動的主體部分有了一定程度的分離，但仍作為整個生產勞動過程的一個環節而有其確定的實用目的（如戰爭舞就是出征前的準備活動，祭祀是與規劃勞動、增強信心、操演動作、集中目標不可分的）；還有的則是生產勞動中產生出來的美感和藝術因素向人的其他本能（如性選擇、遊戲、情緒的發泄和平衡）的擴展。在這些活動中，藝術傳達情感的作用隻是附帶的。
與此相適應，原始人的美感，在我們今天看也並非純粹意義上的美感。除了神秘的著魔般的神魂顛倒之外，它還與各種生理上和功利性的愉快混在一起。一個土著人寧可穿他自己用草梗和獸毛編織的披風而不喜歡色彩單調的西服，這不過是出於一種代代相傳的習慣而已，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藝術家比這個野蠻人更能領會那種原始服飾的美的韻律，並從中得到豐富的靈感。原始部落在歌舞中如此起勁地大聲喧嚷與他們對歌舞的實際功利的目的性意識有關[889]，而並非覺得聲音越大就越美，但現代音樂卻從那熱烈單純的情調中吸取了營養。
按照摩爾根和馬克思的分期法，在野蠻期的低級階段，人的想象力和人類的高級屬性（精神屬性）一起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正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所提出的農業和畜牧業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時期。正因為在這一時期中，單純采集和狩獵天然產品的勞動方式日益讓位於有計劃、有預見、有組織的農業和畜牧業，人類的想象力和幻想力就得到了反複的訓練和提高。“人離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就愈帶有經過事先思考的、有計劃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標為取向的行為的特征。”[890]人類用來生產的手段最初不過是他親手製造的工具，在這工具（石刀、棍棒）與直接的生活資料（獸肉）之間還很少別的中介物，但這時卻急驟地複雜化起來。“首先是天文學——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定季節，就已經絕對需要它”；[891]土地，山川，日月，星辰，總之，整個周圍環境，整個大自然，都成了人類為了生存而必須通盤考慮進去、避開其危害而加以利用的因素。如果說，勞動工具最初就是人的肢體的延長的話，那麽這時人則“把整個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命活動的資料、對象和工具而言——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