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民族的“土生土長”性、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和自給自足的“自然性”，使中國人從來就注重維係本民族內部人與人之間的自然關係，也就是維護氏族家庭的血緣關係。“氏族是以血緣為基礎的人類社會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39]，炎黃之血卻進而成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的象征。與此相反，希臘文明社會的發端卻是以炸毀原始氏族製度、否定血緣關係的神聖性作為前提的。希臘神話中充斥著反映這一巨大變革的故事。例如，世界的最初統治者、天神烏拉諾斯被他的兒子克洛諾斯所推翻，並被打成殘廢，失去了生殖能力；克洛諾斯為免遭其父同樣的厄運，將其子女逐個吞食，唯宙斯幸免，後來克洛諾斯即被宙斯推翻，打入地獄；宙斯的統治也注定受到其子女的威脅，後由於普羅米修斯向宙斯吐露了這一秘密，他采取了措施才得以幸免。俄狄浦斯在解開司芬克斯的“人之謎”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殺父娶母”。奧列斯特殺母被雅典娜判決無罪的傳說，則被恩格斯當作氏族裁判權被國家裁判權所取代的最好例證[40]。在這裏，且讓我們先來追隨著恩格斯的思路，看看希臘文明的曙光是如何驅散氏族製度的陰霾而照亮著西方世界的藍天的。
以雅典為代表的希臘人的國家是希臘文明的象征。這種國家被恩格斯稱為“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41]，它是在相當發達的商品經濟的推動下建立起來的。古代氏族組織在荷馬史詩中描寫的“英雄時代”就已經開始瓦解。母權製向父權製的轉化在中國使部落首領成為世襲的君主，導致了“天下為家”，而在希臘卻“使家庭變成一種與氏族對立的力量”[42]，這種力量最終衝破了舊的氏族血緣關係的束縛，建立起以個體家庭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奴隸製民主共和國。其中的奧秘在於，希臘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跨氏族、跨地域的頻繁交換，導致了外來居民的混雜、血緣關係的淡化，商業活動與氏族製度的日常活動直接相幹擾、相衝突，因而“氏族製度同貨幣經濟絕對不能相容”[43]。真正的商品交換從本質上說隻能是個人對個人的交換。炸毀舊的氏族血緣紐帶的，正是古希臘的商品交換所促成的**裸的財產私有製。“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間通過各自的氏族酋長來進行交換，但是當畜群開始變為特殊財產的時候，個人交換便越來越占優勢，終於成為交換的唯一形式。”[44]隨著商品交換的發達，動產的私有化，土地也被分割成了私有財產，這種個人土地所有製一開始就將向個人交納的地租和向國家交納的賦稅嚴格區分開來，因而保證了個人對於國家的獨立性。正是在這種私有製充分發展的情況下，“於是就產生了淩駕於各個部落和氏族的法的習慣之上的雅典普遍適用的民族法”[45]，它“第一次不依親屬集團而依共同居住地區為了公共目的來劃分人民”[46]，規定每個雅典公民不分部落、氏族都在國家範圍內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不受那些部落法規的侵犯。可見，希臘階級社會的形成一開始就是在商品經濟衝破了原始氏族公社血緣關係束縛的基礎上，以個人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本原則而進行的，這種適應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所建立的分散的城邦奴隸製國家，其政治形式必然會日益走向商業奴隸主民主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