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叔本華不同，王國維不認為人應該由“美德”走向禁欲，走向“渴望的解脫”，走向“極受歡迎而被欣然接受”的“死”。
叔本華談到人在意識到了“意誌同一”，拋棄了利己主義，有了正義博愛之懷之後，特別強調對意誌的否定。一則說這個人“達到了自動克製欲求與世無爭的狀態，達到了真正無所為和完全無意誌的狀態”；一則說“這個人不再滿足於愛人如己，為人謀有如為己謀等等，而是在他心裏產生一種強烈的厭惡，厭惡他自己這現象表現的本質，厭惡生命意誌，厭惡被認作充滿煩惱的這世界的核心和本質”，從“美德”走向了“禁欲”。還認為心靈進入了這種境界，人對作為各種欲求的根子而存在的肉體生命就會產生相當的厭惡之感，不僅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反而去做他所不願做的事，歡迎任何加之於他的痛苦、損失、羞辱、侮慢，“以無限的耐心和柔順來承受這些羞辱和痛苦”“毫無矯情地以德報怨”，並歡迎解散意誌的“死亡”終於到來。因為死亡扯斷了他與世界相聯係的“腐朽的紐帶”，宣布了世界對於他的終結[21]。於是，叔本華對一些“聖化”了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的生存方式以及他們遵循的宗教戒律大加讚揚，以他們作為追求解脫的光輝榜樣[22]。正是因為這一點，尼采曾將叔本華哲學稱為基督教和佛教哲學，認為他具有的是“佛教徒的虛無意誌”[23]。
但是，王國維卻沒有追隨叔本華走得這麽遠。他用叔本華的“意誌同一”說否認了個體解脫的可能，又用基督教佛教救世無功的事實否定了人類“寂滅”的可能，而隻同意用“無生主義”理想來改變在世生存的人的氣質，培育他們的審美和道德自覺。這是他與叔本華不同的地方。
正由於此，王國維自從在《紅樓夢評論》結尾處否定了個體解脫與人類寂滅的可能之後，再沒有鼓吹過“出家”的解脫方式，更不像叔本華那樣旁搜遠紹，到東西宗教典籍中去搜羅聖徒言行，為人們樹立解脫的榜樣，而是鼓勵人們關注天下“最神聖、最尊貴”而又“無與於當世之用”、具有獨立性的哲學、美術（即文藝）事業，從中獲取教益。他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