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解脫論悲劇觀走向審美和道德自覺論，再走向以憂生憂世為文化心理基礎的“大事業”論，肯定以出世襟懷做入世事業的生存方式，就是王國維悲劇觀所包含的主要內容。
人們也許會說，王國維如此說來說去，曲曲折折，時而依據邏輯，時而依據經驗事實，時而又依據自己的價值選擇，終究難成思想體係。但是，王國維對於這種狀況，早已有達觀之見。他在《論性》一文中就指出過，像“性”（人性）究竟是善還是惡這類問題，是“超乎吾人知識之外”的問題，而討論這類問題就不可能不互相矛盾和自相矛盾。比如孟子說“人之性善，在求其放心而已”，如果要他回答“放心”（放縱之心）從何而來的問題，就要推翻他的性善說；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人為）也”，如果要他回答人為什麽要“偽”的問題，也會推翻他的性惡說；康德既說道德是人心中的無上命令，但又說人有“惡根”；叔本華認為“吾人之根本，生活之欲也”，也很難回答人為什麽會產生拒絕生活之欲的衝動的問題。所以，即使是號稱嚴密的形而上學說，也難免捉襟見肘，王國維悲劇論中包含不能以邏輯一以貫之的內容，也就不足為怪。
實際上，我們在王國維的悲劇論裏，與其說獲得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係，解決了人生真理問題，不如說隨著他從否定意誌切入，經曆了一次心靈探險。他洞察了幾乎所有的悲劇現象，不僅用社會處境悲劇使人毛骨悚然，還用生命悲劇迫使人麵對著死亡的深淵思考如何才能不再禽獸般生存的問題。於是，審美的大門叩開了，道德自覺的新根據提出來了，如何轉換人的氣質，如何提高人的精神素質的問題也得到了探討，以出世襟懷做入世事業的“新人”也作為一種人格理想出現在地平線上。盡管在每一個轉折關頭，人們都要麵臨著多種可能性的選擇，但王國維的選擇卻體現了一種“新人”理想的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