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直接談悲劇問題的文字同樣不是很多。
先是在1924年發表的《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中對中國古代小說往往曲終奏雅，以“大團圓”為結尾提出了批評：
這是因為中國人的心理，是很喜歡團圓的，所以必至於此，大概人生現實的缺陷，中國人也很知道，但不願意說出來；因為一說出來，就要發生“怎樣補救這缺點”的問題，或者免不了要煩悶，現在倘在小說裏敘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讀者感著不快。所以凡是曆史上不團圓的，在小說裏往往給他團圓；沒有報應的，給他報應，互相欺騙——這實在是關於國民性的問題。
接著，他又在1925年發表的《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批評中國許多人患有“十景病”亦即“圓滿病”時說：
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麵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絕不產生，並且也絕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隻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的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麵各各帶了十景病。
除此而外，他便沒有直接議論悲劇問題的文字。
從上麵這兩段文字看，魯迅說到了三點：
其一，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文學樣式。悲劇的產生來源於人覺得人生有價值的東西被毀滅了。
其二，患有“十景病”亦即“圓滿病”的中國人總是滿足於任何現實生活，總是要把任何現實生活粉飾得十分圓滿，從來不覺得人生有價值的東西被毀滅了。他們是以無價值為價值的喜劇人物或根本沒有價值觀念的非喜劇非悲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