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為深刻的是，魯迅已經指出，中國式的“吃人”在許多情況下並非公開地吃，而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地吃，以“道德”的名義、“仁義禮智”“忠孝”的名義吃。這種用“道德”包裹著陰毒、強橫的製度和文化，不僅使最有道德的人——如《一件小事》裏的車夫、《故鄉》裏的閏土、《祝福》裏的祥林嫂等——淪為社會上最貧賤的人，使最無廉恥的人成了君王、官吏、士紳，而且用一種無規則“遊戲”造成了恐怖，極大地毒害了心靈。人們不能不相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能不害怕種種“不明飛行物”，不能不幻想“閉目塞聽”以忘卻不斷襲來的騷擾和災禍，不能不學會用心靈迅速化解矛盾、屈辱的方法。慣於使用“精神勝利法”以自安**的阿Q就是具有這種心態的典型人物。在這種情況下，隻有敢於冒險一逞的竊國大盜、豪強勢力、亡命之徒才能占盡天下便宜，成為主宰天下的“主人”，而廣大民眾就隻能成為奴隸。所以魯迅說，對於廣大民眾來說，中國曆史隻有兩種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41]。而且，即使是暫時做穩了“主子”的人，因同樣逃避不了無規則“遊戲”的恐怖，也隨時準備做奴隸。“專製者的反麵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後，簡直像一個幫閑；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後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42]《阿Q正傳》裏的趙太爺、趙白眼是未莊的“主子”，待到阿Q“革命”時，不也“怯怯地迎著低聲的”叫他“老Q”或“惴惴的”叫他“Q哥”嗎？因而，中國出產的實際上都是奴隸或奴才。同時，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人，也很可能比暴君更暴，常常乘機做幾回更暴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