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特別強調，“作為藝術形式的悲劇和實際生活的苦難”[75]的區別。他認為，“悲劇表現的是理想化的生活，即放在人為的框架中的生活。它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找到現成的藝術作品。實際生活中的確有許多痛苦和災難，它們或者是悲慘的，或者是可怕的，但很少是最嚴格意義上的‘悲劇’。它們沒有‘距離化’，沒有通過藝術的媒介‘過濾’；它們缺少偉大的悲劇中理想的人物和形式的美。因此，像許多論者那樣以實際生活中所見的苦難為類比來討論悲劇，完全是錯誤的”[76]。
說現實苦難不像經過藝術、審美處理的文藝悲劇那樣引起快感，無疑是對的，所以他認為“悲劇快感是憐憫和恐懼中積極的快感加上形式美的快感，再加上由於情緒的緩和或表現將痛苦變為憐憫和恐懼而得到的快感，最後得出的總和”[77]。但是，如果因此認為文藝悲劇與現實苦難沒有關係，或者認為研究文藝悲劇快感與研究者的悲劇意識沒有關係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文藝悲劇終究是以現實苦難為基礎的，如何將現實苦難轉化為文藝悲劇體現了悲劇家對待現實苦難的態度，在文藝悲劇中看出什麽、強調什麽則體現了研究者對現實苦難的感悟。
很顯然，朱光潛對文藝悲劇特殊屬性的理解說明他強調造成現實苦難的命運因素，注意人在現實苦難中與命運搏鬥的生命力量、崇高精神及其體現的人的尊嚴感。他對文藝悲劇審美因素的強調則說明他認為人應該具有一種超越精神，能對現實苦難與人的生命力構成的矛盾以及人生的悲慘進行審美觀照，通過審美觀照，既表現又宣泄心中鬱結的自我憐憫與恐懼之情，達到情緒的緩和靈魂的淨化。文藝悲劇就來源於對張揚的生命力與殘酷的命運搏鬥而遭遇苦難、毀滅這類事件的審美觀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