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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潛批判亞裏士多德、黑格爾悲劇觀引出的第二個問題是：悲劇與“永恒正義”的關係問題。

黑格爾是一位想象力豐富、宏大、極富理想而且相當樂觀的哲學家，他是整體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樂觀主義者，也是一位精神貴族。他關於世界整體的理想的、樂觀的、既對立又統一、高度和諧圖景的構想實際上是在精神想象中完成的。他認為“絕對精神”是現實世界的靈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從絕對精神的運動、變化和發展中產生出來的。絕對精神的發展雖然經曆了邏輯、自然和精神三個階段，但精神的完備性、和諧性，實際上在第一階段中的最高階段亦即理念階段所形成的“絕對理念”中已經完成。絕對理念是超時空、超自然、超社會境界中的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統一，是生命與認識的統一，是人類精神發展的理想。它運動的規律與法則也是自然界、人類社會及其曆史的存在和變化發展的根據。絕對精神在自然界和人的精神中的發展，不過是人類精神理想在不同客觀實在、不同現實中的自我實現。盡管黑格爾承諾絕對精神在精神階段可以在經過主觀精神（個人意識）、客觀精神（社會意識）階段之後返回到自身，實現人類理想，使人成為“上帝”，也曾庸俗地宣稱絕對理念可能在德國君主專製國家中實現，但實際上，絕對理念及其實現永遠隻是他一廂情願構造的空中樓閣。

黑格爾的悲劇理論是建立在這種哲學思想基礎之上的。在他看來，“合乎道德的偉大的理想”“人世中實際存在的那種神性的基礎”“個別人為性格及其目的中所包含的絕對永恒的內容意蘊”，亦即倫理理念或稱“倫理性的實體”，早已先人而存在，它作為一個“具體的統一體”，是“各種關係和力量”形成的對立統一而又高度和諧的“整體”。但是，“這種整體概念本身要求這些不同的力量由抽象概念轉化為具體現實和人世間的現象”。這好像奧林匹斯山上的神們下凡，要將每個神體現為一個凡人個性中的某一情致。由於凡人各有情致、性格、具體目的，對倫理性實體的理解不同，即使是那些自覺將自己的個性、真純的生活內容與某種倫理力量緊密結合在一起，完全可以“按照原則應該做到而且能做到”的偉大而堅定的悲劇英雄，也隻能在倫理上各執一端，使他們的倫理觀念“片麵孤立化”“各有特性或片麵性”，“否定或消除掉”倫理理念所包含的“各種力量之間原有的和諧”，形成“各有辯護理由”的“對立和衝突”，陷入“罪過和不正義”，於是便形成悲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強調親屬之愛，我卻強調愛國心和統治者的意誌，這構成了古希臘悲劇《安提戈涅》的主要衝突。這意味著絕對的倫理理念不轉化為具體現實和人世間的現象則已，一經轉化，就要被人片麵化、孤立化，如此一來，就一定要引起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鬥爭，引出悲劇。而“轉化”是必然的，片麵化、孤立化是必然的，因而，人間悲劇也是普遍必然的。但是，黑格爾並不為人的這種悲劇性而悲哀，或因此對悲劇性人生充滿同情和憐憫，反而認為這是絕對理念自我實現必經的輝煌途程。他認為，盡管矛盾衝突已成為“實際存在的東西”，“卻不能作為實體性的和真正實在的東西而保持住自己，它隻有在作為矛盾而否定自己，才能獲得它的存在權”。由於“悲劇人物所定下的目標，單就它本身來看，盡管是有理可說的，但是他們要達到這種目標，卻隻能通過起損害作用的片麵性引起矛盾的悲劇方式。因為真正實體性的因素的實現並不能靠一些片麵的特殊目的之間的鬥爭（盡管這種鬥爭在世界現實生活和人類行動中可以找到重要的理由），而是要靠和解”，而為了“和解”，“不能拋開自己和自己的意圖”的悲劇人物活動的結果就隻能有兩種，“或是完全遭到毀滅，或是在實現目的的過程中（假如它可實現），至少要被迫退讓罷休”，也就是隻能用“屍體加屍體”來結束生命的曆史，或者用“忍讓”來打發剩餘的生命。麵對這種景象，黑格爾平靜地說：“通過這種衝突，永恒的正義利用悲劇的人物及其目的來顯示出他們的個別特殊性（片麵性）破壞了倫理的實體和統一的平靜狀態；隨著這種個別特殊性的毀滅，永恒正義就把倫理的實體和統一恢複過來了。”在這種“和解”、恢複和諧統一的過程中，被否定掉的隻是“不能配合上述和諧”的“片麵的特殊因素”，獲得的是“不同的具體目的和人物在沒有破壞和對立的情況中和諧地發揮作用”。因此，悲劇的“恐懼”，是讓觀眾“認識到自在自為的絕對真理的威力”而產生的恐懼，意識到如果破壞倫理理想必遭災禍而產生的恐懼；悲劇的“哀憐”，是讓觀眾對受禍者持“倫理理由的同情”，“對他所必然顯現的那種正麵的有實體性因素的同情”。悲劇的“快感”是由看到“永恒正義”的勝利而引起的。“永恒正義憑它的絕對威力，對那些各執一端的目的和情欲的片麵理由采取了斷然的處置，因為它不容許按照概念原是統一的那些倫理力量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在真正的實在界中得到實現而且能站住腳”。[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