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大陸出版了王季思先生編輯整理的《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包括元代的《竇娥冤》《漢宮秋》《趙氏孤兒》《琵琶記》，明代的《精忠旗》《嬌紅記》，清代的《清忠譜》《長生殿》《桃花扇》和《雷峰塔》，共十部）等書，激發了學者們研究中國古代悲劇及其特點，探討它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的熱情。還有學者由悲劇聯想到悲劇意識、悲劇精神，在中國古代各類文學、史學作品中發現和梳理這些意識和精神的體現及其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更拓展了研究範圍，深化了人們對悲劇、悲劇意識、悲劇精神以及中西文化比較的認識，湧現了不少成果，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見解。了解一下這些見解，可以為我們展開進一步研究提供幫助。
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的悲劇與西方的悲劇相比，缺少了多種力度，比如，人對自身終極價值進行刨根究底追問的穿透力；人與命運衝突時爆發的徹底的破壞力；作品中主人公的行動及它們帶給讀者的震撼力等等。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文化是柔性的，西方文化是硬性的。因而中國悲劇無論是淒美還是壯美，都體現了一種哀婉的基調，缺少一種力的鋒芒。
有一種意見認為，中華民族同世界各民族一樣，遭受過深重的苦難，感受過苦難，並不缺乏悲劇意識，也不缺乏對苦難進行追詢、抗議的勇氣和對生命意義、價值、正義之所在進行探究的熱情，但在悲劇文化方麵總體展現的審美風格卻是：哀而有節，亦悲亦喜，圓融完滿；多訴說人間苦情，少表現人物自覺的意誌選擇和悲壯的抗爭；多感傷和哀怨，少閃電和雷鳴：多悲涼的優美感，少動**不安、亢奮宏壯的崇高感。究其原因，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著一種強大的由儒、道、釋和天命觀鑄造的“反悲劇意識”。儒家追求中庸的道德精神，道家的無為無爭、順世安命的人生哲學，佛家的忍受苦難、相信因果報應的信仰，以及沿著信天命到畏天命再到聽天命這條路線發展的天命觀，都是反對、壓抑悲劇意識發展深化的強大力量。由於中國古代悲劇誕生於悲劇意識和反悲劇意識這兩種意識的交接麵，就隻能產生前述具有局限性的總體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