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歐榘甲的文章1903年才在美國《文興報》上刊出，1904年日本出版的《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七期又發表了蔣觀雲的《中國之演劇界》一文，更明確地提出了悲劇問題。
蔣觀雲是蔣智由的別號。他也是維新變法中的活躍分子，1902年冬天遊學日本，與梁啟超相識，曾參與《新民叢報》的編輯工作，思想比較激進，一度傾向民主革命，參加過中國教育會、光複會等。他早年的詩多用新事、新典、新名詞，極力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反對專製，立意新穎而又慷慨多氣，被梁啟超稱為與黃遵憲、夏曾佑並肩而立的“近世詩界三傑”。“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這首膾炙人口、題名《盧騷》的詩，就是他的傑作。
《中國之演劇界》一文除通過“古之樂”與“今之樂”“各國之劇”與“我國之劇”的比較，批評了“我國之劇乃獨後人”的落後狀況之外，還討論了悲劇、喜劇問題。他認為，“委曲百折，慷慨悱惻，寫貞臣孝子仁人誌士，困頓流離，泣風雨動鬼神之精誠者”為悲劇，相反，“舞洋洋，笙鏘鏘，**人魂魄而助其**思”的是“喜劇”。悲劇能啟發人“廣遠之理想，奧深之性靈”，能“鼓勵人之精神，高尚人之性質”，能“使人學而為偉大之人物”。還說：“悲劇者，君主及人民高等之學校也，其功果蓋在曆史以上。”甚至認為，像拿破侖那樣功業顯赫的蓋世英雄的產生，也是悲劇熏陶的結果。
但是，盡管西方悲劇源遠流長，造就了奧深之性靈、偉大之人物，環顧中土，卻“有喜劇，無悲劇”，中華民族隻能長久地浸泡在“舞洋洋，笙鏘鏘”的“喜樂”溫水之中。他認為，這種所謂“戲曲”實際上是在播種罪孽，是造成中國社會多“慘劇”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