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見到的資料看，上麵兩篇文章大約是我國20世紀最早談論悲劇的文字，作者有感而發而且寫得慷慨激昂。但是，也必須承認，他們在豪情滿懷、急於事功之時，對悲劇中蘊含的一些應該回答的問題卻來不及思考和說明：
描寫失敗慘事的戲劇為什麽能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使人們痛下改行新政和振興國家的決心？
描寫誌士仁人困頓流離終歸失敗乃至毀滅的戲劇為什麽能激動人們堅守理想，培養高尚的人格精神？
喜劇為什麽隻能為社會“種孽”，使社會多“慘劇”？悲劇為什麽反而能為社會“造福”，使社會多“慶劇”？
看來，在歐、蔣下筆為文之前，有三個前提對他們來說是不言而喻的：
一是大多數人都是以社會為本位的清醒、理智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敢於麵對社會現實中的苦難，並享有描寫和觀賞苦難的自由。否則，悲劇就無法誕生。
二是大多數人都具有相同的社會正義觀，善惡分明，愛憎強烈，都以“愛國”“誌仁”（有誌於仁）為善和正義。對惡壓倒了善，正義遭到了否定憤憤不平。否則，描寫善和正義遭到否定但又對善和正義表達強烈同情的悲劇就引不起共鳴。
三是大多數人都具有社會正義必勝的信仰，相信社會正義的暫時失敗是它必然勝利的前奏。否則，悲劇就隻能令人悲觀失望而不能使人振作精神。
這三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存在，說明歐、蔣既是清醒、理智的現實主義者，又是富有社會正義感且具有社會正義必勝這一信仰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關注的是惡壓倒善的社會悲劇，形成的自然是一種信仰社會正義必勝的樂觀主義的悲劇觀，可簡稱為樂觀的社會正義論悲劇觀。
他們具有這種悲劇觀自有道理。
首先，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維新分子，甚至一度傾向革命，其思想觀念代表了當時的社會正義，他們也相信社會正義必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