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克爾愷郭爾希望人們選擇宗教的生存方式，海德格爾最終也希望人們選擇與“思與詩”同在的生存方式來緩解生存的悲劇性質，那麽，薩特（1905—1980）則主張用對生存悲劇性的深刻理解來承擔生存的悲劇性。他不期待也不相信有某種改變了的生存方式能夠緩解生存的悲劇性，他認為隻要深刻地理解了生存的悲劇性，勇敢地承擔了生存的悲劇性，人生也就有了價值和意義。理解、承擔就是一種克服，一種超越。
在薩特看來，一般人的悲劇在於他們不敢正視、力求逃避生存的悲劇性，他們慣用的手法就是建構各種信仰主義的、決定論的理論並使之形成傳統、習慣，以達到真誠地自欺，形成所謂“嚴肅的精神”，使自己能過上一種“規矩人的生活”。在他們心目中，人如果感到孤獨空虛、人生荒謬，充滿焦慮，認為生存呈現黏滯狀態，總有一種惡心的感覺，是人精神不正常，遭遇了不幸，墮入了悲劇的表現，因而必須力求克服。即使偶有窺視、感觸，也唯恐避之不及。但是，薩特卻認為，正是孤獨、空虛、荒謬、焦慮、黏滯、惡心等情緒和感覺，說明了人真實的生存狀態，啟示了人對生存的領悟，克服了人盲目自欺的悲劇性。如果說孤獨、空虛等等是世俗所謂悲劇，那麽，他認為，理解了存在主義思想的人就應該自覺地勇敢承擔這種悲劇，以自覺的勇敢承擔作為對怯懦逃避和悲觀絕望雙重悲劇的克服。
薩特認為，人不能不孤獨。人是被偶然拋向這個陌生、冷漠的世界的，他隻能依靠自己的意識和行動來建造自己的世界和建造自己。冷漠、雜亂無章、毫無意義的自然界等“自在”和限製、剝奪個體自由甚至使個體異化為奴隸的他人都是地獄。人要生存下去，不能不孤軍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