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從社會正義必勝的立場上來論悲劇，固然能使悲劇起到批判社會、鼓舞人心的作用，但也使悲劇的發展和人們對悲劇的認識受到了限製。
首先，人生的悲劇是否隻有社會悲劇一種類型，一切悲劇都是否是社會上的惡勢力暫時地壓倒善的結果，就成了人們不得不關注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僅有王國維發表過不同意見（詳後），但是應者無幾。
其次，如果悲劇的作用僅僅是為了肯定正義，那麽，肯定正義非得用悲劇形式嗎？在正義的社會裏，悲劇還有存在的根據嗎？這也是人們不能不思考的問題。
讓我們先來探討第二個問題。
如前所述，歐、蔣的悲劇觀中包含了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即悲劇具有肯定正義的作用。但是，他們都沒有想到，如果僅僅從肯定社會正義來理解悲劇，卻有可能取消悲劇。
如果說悲劇的創作和演出隻是為了肯定正義，那麽，他們所說的“喜劇”，尤其是嚴肅的喜劇何嚐不具有這種社會功能？嚴肅的喜劇（亦即正劇），同樣可以描寫善惡鬥爭，並通過肯定的形式，也就是善最終勝利的形式，哪怕是幻想、虛構出的浪漫主義式的最終勝利的形式來肯定正義，達到悲劇最終想要達到的目的。而且，這種采取肯定形式的喜劇在達到肯定正義這一目的方麵比采取否定形式的悲劇更為直接，更容易奏效。它不必對觀眾作出相信正義必勝的要求，而是將正義已勝的事實和道理直接昭示在觀眾麵前，讓觀眾接受義正詞嚴、正氣凜然的正麵教育而不必擔心引出令人悲觀失望的結果，對社會人心起副作用。從這個角度看，喜劇比悲劇更為優越而不是相反。崇尚喜劇的人甚至可以說，所謂悲劇用否定正義的形式來肯定正義，在邏輯上就是一個悖論。這樣，悲劇完全可以用嚴肅的喜劇亦即正劇取代，或因此受到壓抑、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