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賀直哉（1883—1971）是日本現代著名作家，與有島武郎、武者小路實篤同為“白樺派”的領軍人物。他的作品以一種透徹的寫實主義和冷峻的人生觀照表現出深刻的洞察力，而在作品的最深處則滲透著對人性的理解和溫情的人道主義精神。他的《在城崎》（1917年）則是當時盛行的“心境小說”的代表作，發表時在文學界激起了巨大的反響，後又被選入中學教科書。正如日本文學評論家紅野敏郎所說的：“在誌賀直哉的全部作品中，這篇《在城崎》所占據的位置是相當重要的，而且，要看清近代文學史上的諸問題、特別是大正時期文學性格的格局，它就決非可以無視的作品。就是說，要研究在大正時期值得留下的日本獨特的私小說、心境小說的本質方麵，這篇作品往往是信手拈來加以討論的作品。”[73]本文試圖對這篇小說中所表現的死亡意識的主題做出自己的分析。
在《在城崎》這篇小說中，作者以第一人稱的形式講述了自己於車禍受傷後去城崎溫泉療養時的一段親身經曆和觀感，並由此生發出對人的生死的一番慨歎。據說誌賀直哉在受傷前不久，剛剛完成一篇同類題材的小說《事件》，描寫他所親眼看見的一個陌生孩子被電車撞傷而幸免於死的場景。按照他自己在《創作餘談》中所說的：“寫完這篇小說的當天晚上……看了一場業餘相撲，回家時沿鐵路線邊正走著，不知怎的，我被省線電車從後麵撞了，受了重傷，暫時住進了東京醫院，身處危難而得救了。”[74]這真是如有預感，並更加促使了他對死亡問題的貼近的思考。紅野敏郎曾比較了這兩篇同一題材的作品：“在《事件》中，即使是‘自私的喜悅’，對於人之生和死的問題他始終有著強烈的興趣，甚至坦率地表明，他的喜悅已達到‘愉快的興奮’的程度。而在《在城崎》中，他首先要思考的是自己為什麽沒有死的原因，而不是單純地慶幸自己得救。‘一定是有什麽事情是自己必須去做而留住了自己的性命的’，由於這樣想，他於是心情變得平靜，仿佛‘對死產生了一種親近’。這種‘對死的親近’的感情，形成這部作品主題的基調。”[75]對兩次車禍的感受，第一次涉及別人，引起的是對一般生死問題的思考；第二次涉及自己，所引起的是對死亡更貼近個人的思考，即“自己為什麽沒有死？”這種思考顯然更具有哲理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