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中國教育體製生產出來的“好學生”，這反倒對我內在氣質和能力的培養非常不利，讓我幾乎付出了比學生時代更長的時間“撥亂反正”。
對我來說，高考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仍然曆曆在目。
我當時在北京的一個重點中學讀書，是個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聽老師的話，不大看“閑書”，每天就是課本上的這些事兒，反反複複，字斟句酌。那時候班裏在傳看金庸和王朔的小說，我從來不為所動，一心隻讀“聖賢書”。
據班主任說，最理想的結果是，高考成績是“一模”（第一次模擬考試）與“二模”（第二次模擬考試）成績的平均分。我可能是年級裏少數幾個達到這個標準的人，最終的成績出奇地好：全年級排名第二，進入北京市文科前30名，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係。
但這又能怎樣呢？不能不說，這個成績是教育“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靠死讀書、讀死書而“金榜題名”。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這個所謂“高才生”在高考之後的二十年間，始終在為擺脫原有的學習習慣、思維方式而掙紮。
首先是欠缺獨立思考的意識。
在有限的選項中做出選擇，看似隻是做了單選題、多選題，而潛移默化中，把我的思維固定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裏。
若幹年後，我作為英國大學的員工，出任中國區首席代表時，耳邊總有這樣的聲音：“老師，您看我學哪個專業好？”我會冠冕地說，你應該服從自己心底的聲音，不要受世俗的幹擾……其實我隻是沒好意思說，二十年前的我同樣是心裏白茫茫一片。
生活中哪裏有那麽多現成的答案可選呢？自己的選擇、選擇的勇氣真的很重要。
其次是知識麵嚴重狹窄。
機械的重複隻是加深了孤立知識點的記憶，但沒能將它們彼此連接起來。可能是當年背曆史課本的關係，我到現在仍然對很多曆史事件的發生日期記憶猶新。一次我愛人問我：“今天是什麽日子？”我想了想說：“6月6日啊，是盟軍諾曼底登陸的日子。”她哭笑不得地提醒我：“咱們倆結婚紀念日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