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也沒想到，堂堂皇皇的中國作家代表團會在莫斯科烏克蘭飯店寬敞而擁擠的大廳裏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大廳裏盡是候房的旅客，有兩位來自意大利的作家等候多時，最終悻悻而去。正擔心我們會不會落此下場，托尼雅女士終於從總服務台前擠出來了，手裏捏著三把鑰匙。托尼雅是蘇聯作協中專門搞外事工作的，她告訴我們：她接待了許許多多代表團，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又解釋說，現在蘇聯對外開放了，參觀訪問的蜂擁而至，一下子來不及應付。（還原本是一個深奧的謎，便有了許多解謎者。）
烏克蘭飯店的主樓共29層，四角有四座鍾樓，鍾樓下也設有客房。我的房間便在其中的一座鍾樓裏。乘電梯到九樓，穿過七拐八彎的過道，再登兩層狹狹的樓梯，走廊盡處，小小的房間讓我想起了巴黎聖母院，盡管兩者從時間到距離都相差甚遠，於是心裏便長出一絲惶惶。在我踏進房間五分鍾以後，電話鈴響了，從話筒那13隻小孔中擠出的是一個陌生男子的聲音，用生硬的英語說：“哈鑼！”我外語不行，便把話筒遞給送我上鍾樓的吳教授，吳教授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精通俄語，他捏著話筒嘰嘰咕咕地說了幾句，便擱斷了，對我說，小王，別理它就是了。我驀地醒悟過來，渾身聳起雞皮疙瘩。這一夜，那個陌生的男人接二連三地來電話，一聽那聲滑稽的“哈哆”，我就摔下話筒；若不接電話，那鈴便誓不罷休地響下去。令人生疑的是他如何得知這個房間裏住的是女士而且不是蘇聯人？！這麽一想，毛骨驚然，隻覺得那扇遮著布慢的高高的窗戶外有一雙神秘的眼睛在盯著我，我慌慌地把床底下、壁櫥裏、牆音兄都查看了一遍，又用兩把沉重的靠背椅抵住了門，方才敢鑽進被窩，自然是一夜無眠。訪蘇期間四進莫斯科，我都住在這間鍾樓下的小房間，每次都要接到那個陌生男人的電話，慣了也就不再心慌，把話筒擱在一旁切斷線路，隻是著實佩服那位先生的耐心與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