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館脫險誌士羅廣斌為撰寫反映白公館、渣滓洞被囚同誌們的事跡史料，來到白公館向徐遠舉調查情況。這一天是1951年的11月27日，時間的選擇顯然是有著特殊的意義的。當身穿黑色棉袍、光著腦袋、有著寬寬的額頭和兩隻虎眼的徐遠舉被武裝看守帶進白公館監獄的審訊室時，一眼便看到了坐在辦公桌後麵身穿黃色棉製報的羅廣斌。
對羅廣斌，徐遠舉當然是認識的。而此時更刺激他的是，兩年前的一天，他來白公館審民革頭子楊其昌、尹子勤的案子，審完後順便把羅廣斌也叫來勸了他一番。地點恰恰也就在這間辦公室裏。隻不過，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他們彼此互換了位置。
徐遠舉一看清楚是羅廣斌，馬上故意非常誇張地彎腰向他行了個90度的鞠躬禮，說道：“鄙人徐遠舉，罪孽深重。”隨後好像馬上又恢複了當年的將軍威風，直起腰杆用虎眼逼視著羅廣斌傲氣十足地說，“不過，羅廣斌，你今天能活著坐在這裏，還得感謝你哥哥，要不是看在羅廣文的麵子上，你肯定今天不會出現在我的麵前。”
的確如此，徐遠舉未殺羅廣斌，是因為他哥哥羅廣文的緣故。
《國際歌》中的第一句歌詞是：“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而在白公館、渣滓洞監獄被關押的一些革命者，他們並不屬於饑寒交迫的奴隸，而是出身於相當富有相當有權勢的家庭。但是，他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卻義無反顧地選擇了革命這條道路。羅廣斌同誌與前麵已經介紹過的劉國誌就是其中的典型。
抗戰時期（1938年6月）為了躲避空襲，羅廣斌隨全家來到川西小縣城洪雅讀初中。或許是因為在城市生活得久，比較早熟，這一年（一九四0年），剛滿十五歲的羅廣斌便和一個出身貧民家庭但長得清麗脫俗的女同學戀愛上了。而且一見鍾情、一往情深，深深地墜入愛河而不能自拔。羅廣斌自小在家中為所欲為，以為父母很愛自己，對自己的所愛之人，父母一定不會反對的。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當他把這事告訴父母後，家裏人卻一致堅決反對，唯一的理由便是對方太窮，和羅家不能門當戶對。母親還說：“就是家裏答應了，別人也要說閑話，說我們羅家沒有家教，影響家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