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們不知道文強此時在共產黨內的身份，隻知道他在川東參加過李家俊領導的農民起義，是個共產黨軍事幹部。而李家俊起義的地區又是另一軍閥——川陝邊防督辦劉存厚的防區，不屬劉湘的二十一軍管轄範圍，因此特務們對文強的情況不可能有什麽了解。
文強也清楚這一情況，便一口咬定自從川東農民起義失敗後，他就脫黨了。這次是來重慶另謀職業的，與共產黨組織已中斷聯係一年多。為了敷衍敵人，他講了一些在川東打遊擊的“龍門陣”，也像李鳴珂那樣編了一套假話，“交待”了他來重慶後準備與地下黨組織聯係的方式。他說，一是到大梁子郵局投遞一封“存局待領”的信，寫明自己已到重慶，住於何處，二是在朝天門碼頭城牆上畫一個大鼻子，這樣就自會有地下黨的人來會他。特委會照此辦理，當然是一無所獲。
但是，不交出一個具體地址，顯然是說不過去的。於是，他裝作很不情願地說出了一個“地下交通機關”——陝西街廣源銀樓。其實，這家銀樓原本隻是替地下黨人收轉信件的地方，況且自寮葉巷事件時被宋毓萍帶人去查抄後，抓走了兩個嫌疑犯，銀樓也再不敢替人轉信了，地下黨人當然也再不會以這裏為聯係地點了。但特務們仍然把文強的交代當作重要情況匯報上去，劉湘便叫公安局去查封了這家銀樓。
文強被捕的消息，是鄒雲芳告訴了餘宏文，餘宏文又報告鄭佑之的。鄭佑之一麵讓餘宏文安排鄒雲芳伺機給文強傳遞了字條，告訴文強堅持原有口供不變，虛與委蛇應付敵人，等待時機配合營救，並通過鄒雲芳隨時了解敵情動向和伺機營救；另一方麵，鄭佑之又通知了薛彥夫，要他也設法營救——因為薛彥夫在特委會中身份特殊，又在軍部參謀處、副官處都有不少關係，活動起來較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