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底，中共四川省行委給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報告中就曾指出，二十一軍在重慶“不僅捉黨負責同誌，而且如瘋狂的一般亂捉。”
不少共產黨人都是在這種瘋狂亂捉的情況下落入敵人手中的。
曾任中共雅安代理特支書記、彭縣特支書記，後來成為二十一軍特委會“良心會”成員的李人茀，在五十年後，回憶了他的被捕經過。當時，他奉命參加廣漢兵變，起義失敗後，失去了組織關係：
1931年春，我打算到天津找五伯父栽培升學，由犍為起身，路經重慶。第二天上街找人，就被二十一軍特委會偵緝員抓捕了，他是宜賓叛徒黃宛薌，我們在成都會過一麵。他兩麵吹噓，說他是西南高中的進步學生，說我是雅安師範的積極分子，但也隻是使雙方都猜出是黨團員而已。因此，我在審訊時，始終沒有暴露身份，隻說在成都參加過文藝團體“明朝社”的口供來蒙混過關。坐牢一月，敵人來獄中勸我寫書麵材料，才能開釋。我隻照口供敘述了參加文藝團體的經過。數日之後，便聽說登了報。托人買了一份《巴蜀日報》，發現把我的原文刪改了頭尾，外加一個大標題：“共產黨李人反共”七個大字（“文革”時期有造反派在重慶舊報中抄到一份《嘉陵日報》來雅安，說是我的反共宣言，我曾請他們看標題和內容是否一致，並且我本人根本沒有出來登過報，來人說敵人作反宣傳，重慶各報都登了）。當時我悔恨上了敵人的當，隻計脫離虎口後再登報申明。敵人的第二個手段是把我交給偵緝隊押著上街抓人。某日，押著走到大陽溝時，看見我的領導楊仁傑同誌迎麵走來，我當機立斷，趕忙掉開頭，吸引押我的人去看魚市上擺的各種鮮魚，掩護仁傑同誌脫離了危險。事後，偽裝投敵當了特委會一等編輯員的餘複生同誌（作者注：即餘宏文）在暗中告訴我，仁傑同誌叫我將計就計，留在敵內搞反間諜工作，參加“良心會”，主要任務是，將探聽的敵特活動經常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