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交付蘇聯占領區情報的壓力越來越大，赫爾姆斯發動了對蘇聯倒戈者的大“搜捕”，以便讓他們充當間諜。他發現了一個相當豐富的人才庫。在柏林，大約有1000名東躲西藏身穿百姓服裝的蘇聯紅軍逃兵，還有幾千名納粹抓獲的蘇聯戰俘或苦役，而這些人現在都失去了蘇聯人民內務委員會的信任。克萊之前曾答應蘇聯指揮官，他會將其士兵所發現的所有逃兵和罪犯交給他們，剛開始他還想出點難題，但最終心軟了。與赫爾姆斯共事的羅爾夫·金斯利回憶說：“我們想找的是有用的人，不是那些一無所知的普通蘇聯士兵。”
在威斯巴登，施萊辛格對特派團雇傭前納粹情報官監測蘇聯遲疑不決。但杜勒斯、赫爾姆斯和陸軍策反官員卻態度堅定。他們大力開展招募舊敵來反對“新敵”的行動。蘇聯人釋放了一名代號為“鋸齒”的德國反間諜官員，他有十幾名阿勃維爾同事可為其所用。在一封絕密文件中，有個名為芭芭拉·居特勒的女人，之前曾是阿勃維爾海軍情報部技術分析師，她現在在蘇聯占領區做一名報社記者，不斷為赫爾姆斯分隊提供工作中獲得的情報。杜勒斯找到了一位曾協助沃爾夫“日出行動”和談的黨衛軍助手，他表示願意合作。陸軍特工也單獨招募了萊因哈德·蓋倫少將，他原本是阿勃維爾一名高官，因其對東線悲觀的報告惹怒了希特勒，現在急於為美國人重建他的老間諜網絡。戰略情報局接管了蓋倫的行動後，杜勒斯和赫爾姆斯與這個狡猾的將軍達成了合作的共識。但赫爾姆斯最終為此感到後悔。蘇聯機構對蓋倫組織進行了大肆渲染，稱其為西德情報機構的起源，是翻版的納粹機構，而這並不算歪曲事實。蘇聯特工可輕而易舉地滲透到這個間諜圈，而這個間諜圈為美國提供的報告常常是捏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