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倫·杜勒斯發現在沙利文-克倫威爾事務所的工作油水很大，但是乏味得令人抓狂。他的興趣仍然停留在剛剛過去的“二戰”和與蘇聯的新戰爭上。他依然與之前的老間諜朋友弗蘭克·威斯納等打得火熱，一起共進午餐，徜徉在長久的回憶之中。他還參加了戰後聯誼會，與多諾萬、戰略情報局的退伍老兵和法國抵抗組織的特工共憶過去的時光。7月20日，密謀刺殺希特勒一事一直縈繞在杜勒斯的腦海。每年的這一天，他都跟吉澤菲烏斯等其他幸存者舉行周年紀念，而且持續體恤在那些事件中遇難者的家屬。他準備著書立說，蓋沃尼茲開始幫他搜集《“嘩變者”和瓦爾基裏行動》一書的有關資料。杜勒斯手頭資料相當豐富，但他本人的文采平平，他的手稿需要大量的編輯。
盡管他一直與多諾萬保持著友好關係，但戰後兩人開始漸行漸遠。1947年，多諾萬曾遊說國會授權杜魯門成立中央情報局，杜勒斯的確就此事幫了他一把。新的中央情報局（以下簡稱中情局）在許多方麵，都體現了多諾萬對戰後間諜組織的設想，同時還雇用了許多戰略情報局的老員工。杜勒斯一家卻勞燕分飛。克洛弗繼承了父母的遺產，經濟獨立，手頭闊綽，越來越支持榮格學說，心思離丈夫越來越遠。杜勒斯與艾倫·梅西也更加疏遠。這個年輕人在朝鮮戰爭中頭部受傷，大腦衰竭，而且一直沒有恢複。直到此時，這位父親才為艾倫·梅西的創傷性腦損傷感到痛心疾首，對兒子表現出了些許同情。杜勒斯最後向他的女兒瓊保證，此後要做一個無微不至的父親和外祖父，但她表示懷疑。
1947年，瑪麗·班克羅夫特和讓·魯芬納特離婚。她繼續與杜勒斯保持著頻繁的書信往來。她把自己寫的書寄給他，也給他的寫作提建議，家中有人故去時發吊唁信，在電視上看到他出現時表示祝賀。他們的情人關係早已結束。杜勒斯稱瑪麗是“老朋友”，她現在的確是他的朋友，而且也是克洛弗的朋友。1947年，沃利·卡斯特巴爾科抵達紐約與杜勒斯重續舊情，但也隻是露水鴛鴦。胡佛的特工們懷疑杜勒斯夥同多諾萬向媒體泄露了聯邦調查局的負麵消息，仍繼續搜集其情婦的信息和他的家庭生活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