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國
覺伯伯的真名叫王覺，原文聯黨組書記兼副主席，同時也兼任過《紅岩》的主編。但文聯的年輕人卻少有叫他書記或主席的，除了正規的場合直呼其名之外，平時都叫他覺伯伯。那時重慶還沒有成為直轄市，屬四川省管轄，到了成都，省文聯和省作協的老同誌都叫他王大哥，好像大家都不習慣稱呼他的官位。實際上王覺的資格很老，屬於紅軍時代的幹部，解放初期就定為行政13級，相當於現在的廳級，但他卻沒有一點官的架子，隨和得好像一個慈祥的老頭。
我第一次見到王覺是在1978年4月的南泉創作會議上，那是“文革”過後文聯恢複工作召開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文學創作會議，我因為剛從部隊複員回來，對重慶文藝界的情況很不熟悉，對於王覺，我也隻是遠遠地看見過他坐在主席台上發言，從未有過接觸。有一天晚飯後，他突然找到我，說要和我談談。我心裏明白，這次談話，將決定我今後的命運，因此心裏顯得有些忐忑不安。我們沿著花溪河邊，慢慢地走著，我向他談起我在部隊的情況以及發表的文學作品，他默默地走著，不住地點頭，似乎已有所了解。他突然停住腳步，轉身麵對著我，沉默了一會，說：“關於你的調動，黨組已做了研究，同意你調入文聯，但不能當專業作家，隻能當編輯，因為文聯恢複工作後，首要的是辦好刊物，發現和培養作者，繁榮創作。”他的神情分明是在征求我的意見，而我當時隻要能夠重歸文藝隊伍，幹什麽都行，於是向他表示願意接受，他這才笑了笑，我們繼續沿著河邊散步。夕陽灑滿江麵，閃耀著金黃色的波光，兩岸蒼翠的樹林，不時傳來晚歸鳥兒的啼鳴，使人感覺到濃厚的春天氣息。王覺向我談起他的經曆，我這才知道，原來他也一直從事編輯工作，早年和何其芳一起，編輯出版了許多進步作家的書籍，其中在沙汀最困難的時候，出版了他的長篇小說《困獸記》。我知道，他向我談這些，無非是想說明編輯工作的重要，這次談話，影響了我的一生，使我在編輯工作崗位上，做出了一定成績。我們的談話開始變得無拘無束，似乎是相交已久的朋友，可以敞開心扉，坦誠交流，以後我調到文聯，和他長期相處，從沒有上下級的那種隔膜，他那種平易近人的作風，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每當我想起王覺的時候，我的腦海裏便會浮現出我和他在南泉散步的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