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作家的生活迅速上流化，還有一個本土特殊條件：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和出版大國。這是全世界很多國家所沒有的條件。冰島三十多萬人，丹麥四百多萬人，瑞典九百多萬人，就像意大利和法國也隻有五千多萬人。所以在那些國家，作家是比較難當的，大多數賺不了多少錢，寫作經常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組織資助。當然，人口並不等於市場。在沒有知識產權製度以前，文學的市場並不存在。回顧曆史，文藝家供養製度出現過多次變化。以前很多文藝家曾經是由宗教供養，比如很多音樂家、壁畫家、雕塑家，專門給教堂或寺廟打工。有很多文藝家由宮廷來供養，比如唐代好些詩人就進了翰林院，吃皇糧，但沒有什麽稿費，寫出詩來就贈送朋友，或者敬獻上司。還有些文藝家曾經由貴族供養，包括中國豪門貴族“養士”“養門客”；包括歐洲貴婦人熱心於藝術沙龍，附庸風雅，資助文藝家。真正的文化市場，其實出現得很晚很晚。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市場”並不是指全民，而是指具有購買力的中產階級及其小資化外圍群體，比方說他們的子女，他們的文化模仿者等等，比較布爾喬亞再加一點波西米亞的那種。這才是市場的真實所指。前不久有一個“超女”事件。國內外許多媒體把它命名為“偉大的民主”，說由老百姓來投票選秀，不是很好嗎？其實這個說法有一點道理，但大體上沒道理。我當時住在農村，知道絕大部分農民是與“超女”毫無關係。因為參加選秀首先需要一台電視機，還需要一個手機，還需要幾十塊乃至幾百塊錢的短信投票費——不是發一次短信就是一塊錢嗎？農民是付不起這個錢的，對此也不可能感興趣。這樣，“超女”鬧得再火爆也不是一個全民事件，充其量隻是一個中產階級及其影子化外圍的事件，但它已經在媒體上冒用了“全民”的名義。同樣的道理，出版市場並不能自動反映全民意願，一般來說隻能反映具有購買力的部分人口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