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麵對“中國問題”
韓少功：我從北京來，說要到蘇州去，北京的很多人就知道是參加“小說家講壇”活動。可見這個活動已經很有影響，對當代文學的教學研究，起了一個很好的作用。以前似乎沒有人這麽做過。
王堯：也有，但沒有這麽集中和大規模。我在講壇開幕時的致詞和後來為“小說家講壇”叢書寫的序言中都提到，這個講壇的設立，是為了彰顯小說家們被遮蔽掉的意義，同時也想衝擊一下體製內的文學教育。
韓少功：對作家做一個深入和係統的研究，引導學生去理解作品，理解這一段文學史，是很有意義的。據我所知，很多外國的讀者和研究者也關注這批作家，但苦於把握不住研究的途徑和線索，而你們整理的這些演講與對話，可以說提供了一個非常現成的渠道，構造了一座很好的橋梁。你們的計劃是雄心勃勃的。能夠堅持到現在這一步，說實話，有點出乎人們的想像。
王堯：在辦講壇的過程中，我都覺得有些問題還要展開討論，不僅是創作的問題，也不僅是創作的思想文化背景問題。我們在今天，如果還想做一個知識分子的話，就不能不麵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種種現象以及現象背後的東西。坦率說，我是有焦慮的，現在用這個詞也許不合時宜。我覺得，我們需要表明我們的人文立場，包括困惑。我知道，你在九十年代初就開始做這樣的工作。
韓少功：說老實話，能夠聽到你提出這問題本身就令人高興。
危機是由很多原因累積而成
王堯：我還是比較讚成王曉明先生的看法，遠離當代生活的批評，是沒有生命力的。我想，我們不必把“當代”的概念僅僅理解為“當下”。其實，“當代”也是各個階段的延續，而不是中斷。譬如，在“當代”之中，“文革”是一個非常大的複雜的曆史事件。可能不僅是現在，即使在以後，如何敘述這段曆史都是件困難的事。這幾年，關於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與對“文革”認識的差異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