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但當時把俄國的經驗搬到中國，又把北方的經驗搬到南方，一刀切，在階級分化並不明顯和不嚴重的有些地方強化階級鬥爭，人為地加劇了矛盾，製造了仇恨。“文革”期間在廣西、湖南、江西有些地方出現自發的階級屠殺，出現各種“貧下中農法庭”，在無政府狀態下大量屠殺所謂“四類分子”，可能就與土改時留下的積怨有關。為什麽這些屠殺大多出現在南方？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南方土改中的教條主義和“左”的政策埋下了隱患，階級鬥爭搞過火了，失敗者內心不服，勝利者也內心緊張，一有風吹草動就有過激反應，就把事情做絕，就血腥施暴。所以說我比較讚成有些學者采用現代性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的土改以及後來的“文革”。但我得補充一點，現代性角度可能不是惟一的角度，事物往往是複雜的，需要有多種視角。我舉個例子，就在我剛說過“貧下中農法庭”事件中，湖南道縣有一些農民曾經跑到旅店裏去，查旅客中有沒有姓孔的人。為什麽呢？他們想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蔣”找到了，“宋”也找到了，“陳”也找到了，惟獨缺了一個“孔”。本地沒姓孔的人，他們就到旅店的房客中去找。這種荒謬的事情與現代性有何關係？恐怕倒是與中國傳統的巫術與迷信關係更多吧？
“文革”中突出表現出來的家長製、連坐法、宗族衝突、重農抑商等等，恐怕與中國文化傳統有更多關係吧？台灣沒有社會主義革命，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台灣所有的公共汽車都沒有8車，因為8路讓人聯想到八路軍。紅色在那裏很忌諱，誰用紅色多誰就有“通匪”之嫌。我們就很難說這些現象與現代性有什麽關係，與“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有什麽關係，可能還得需要另外一些分析角度。外緣離不開內因，斯大林主義感染中國離不開本土條件和本土路徑。八十年代有人用“封建主義”來解釋“文革”，雖然用詞不一定準確，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