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中國是一個窮國，人均資源相當缺乏，生存危機一直處於高壓狀態，道德失控更是雪上加霜，是替代性資源的進一步流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常常懷疑自己在八十年代追捧個人主義是不是太輕率了？是不是玩過頭了？也懷疑“五四”以來的幾代知識精英們對道德建設是否都太掉以輕心？革命時代是以政治代替道德，效忠就是模範。市場時代是以經濟代替道德，發財就是英雄。這兩種道德教育都是意識形態化的，使道德建設實際上成了空白。兩麵夾擊之下，偽道學和偽禮教似乎是打倒了，但欲望是一列沒有製動閘的火車，很快就衝出了軌道。老百姓家裏以前經常供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一個世紀以來，最早是“君”的這一塊爛掉了，就是說官場腐敗了，但問題還不算太大。現在腐敗向下擴展到“親”和“師”，即家庭與學校這兩個基礎性結構，這就爛到根子社會改革遇到了文化障礙王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社會均衡發展開始遭遇到種種問題，而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知識分子本身也不像八十年代初那樣具有共識。就像你剛才所講的，在這種情況下現代化的想像不夠用了。所以，八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的方式也在知識分子的想像之外。由於文化激進主義的出現，中國人對待自己的文化傳統缺少虔誠和敬畏的心情，但是還是有一'些敏銳的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立足本土來回應西方的現代性。譬如“尋根文學”思潮的產生。在這裏，我想提到你對“文化尋根”的認識。現在的文學史幾乎有一個定論：韓少功是“尋根文學”的倡導者。我知道，這個問題你巳經講過無數次。你認為“文化尋根”與自己有些關係，但從來不用這個口號，尋根隻是你考慮的問題之一，而不是全部。我想知道你是如何進入這一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