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可以“同名不同姓”
王堯：現在回頭看，知識分子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步伐是倉促的，包括在思想模式的轉換方麵。九十年代初期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的回應不像現在這麽從容，有些忙亂。
韓少功：當時國內有“六四風波”，國外有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易幟，很多人處於一種茫然狀態。
王堯：你在海南主持的《海南紀實》雜誌風行全國但也樹大招風，在“六四風波”以後被責令停辦，不知道具體的情況怎麽樣。
韓少功：整肅十分嚴厲，有的文章甚至把這個雜誌與《世界經濟導報》與《新觀察》列為齊名的“反動”媒體，政治“待遇”給得相當高。我以為又會回到“文革”，但壓力沒有我預計的大。雜誌停刊以後，我飯照吃，工資照拿，不久還能單獨出國訪問，在法國待了幾個月。國外一些朋友也很奇怪，以為我已經“進去了”。經濟體製改革也沒有我預計中的倒退，倒是借助嚴厲的政治掃**，如履平地一路推進。一九八九年前的“價格闖關”，喊了幾次都不敢真動，怕老百姓上街鬧事。到九十年代初，我跟一個政協的小組下去調查，發現海南省百分之九十的商品已經放開物價，但一點社會反應都沒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覺，順利得讓人難以理解。
王堯：進入九十年代以後，與國內外很多人的預測相反，中國改革沒有停止，而且有一個不斷加快的世俗化和市場化進程，九十年代有許多論戰實際上與此相關。我很想了解你在這方麵的思想經曆，也許還有相關的生活經曆。
韓少功：我一九八八年到了海南，想利用經濟特區的政策條件創造一種新的生活。當時覺得內地的僵化體製令人窒息，未來的生活已經劃定了軌道，而海南這本新書有很多未知數，有很多情節懸念，讓人有興奮感。初到海南，我和一些朋友失去了大鍋飯，自己謀生存，辦刊物，辦報紙，辦函授學院和排版公司，卷入很多經濟事務，人財物、產供銷，事事都得操心。這對我個人經驗來說是一次有益的補充。我對金錢的感受從來沒有這樣具體和直接。沒有錢的時候，隊伍不容易穩住；有了錢的時候，吃喝玩樂之風大盛，隊伍眼看著就要癱瘓和瓦解。有錢比沒錢的問題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