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9日，尼克鬆總統向國會提交了其對外政策報告。報告如下：
能稱得上有曆史意義的大事並不多。我在7月15日宣讀的公告堪稱是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大事。公告說：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鬆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鬆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鬆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這個公告對於後代能夠具有最深刻的意義。導致發表這一公告的航程是經過小心翼翼地駕駛的；我們已經做出的開端仍是脆弱的；眼前的具體成果很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我們的目的，在現在也是我們可能達到的目的，是要在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間建立接觸，是要使我們今後的抗爭局限於會議桌上。現在進行接觸，可能有助於防止以後發生後果不堪設想的大禍。這樣做當然有益於豐富我們兩國人民的生活，還可能導致將來我們兩國合作從事一些事業。”
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的會晤將是前所未有的。
中美最早的接觸是在19世紀初逐漸開始的。那時候，安全而居於優越地位的古老的中華帝國剛剛開始那個使自己適應對外部世界的痛苦過程。中國人由於具有世界上最長的自治的曆史，而且是他們地區內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因此他們作為世界的“中央王國”是自信的，閉關自守的。盡管如此，他們卻受到技術上優越的外部強國的剝削。美國當時由於奉行孤立主義，埋頭於本國的發展，主張中國的領土完整；但是我們平等對待一切外國人的“門戶開放”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是曖昧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