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曆史學家，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都無一例外地斷言， 自東漢以來，中國就進入了中世紀，與西方是一致的。他們甚至認為， 自東漢末年傳人中國的佛教，與當時傳人歐洲的基督教所起的作用也是一樣的。然而，在西方漫長的中世紀的沉沉黑夜中，除了一部《聖經》之外，任何文學藝術、科學技術都遭到了格殺，人們甚至令科學為神學服務，去研究一個針尖上能站幾位天使，神是否有肛門……而在中國，卻出現了盛唐文明，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空前繁榮，政治、經濟、外交是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無以企及的……
也有人認為，魏晉時期，中國出現了短暫的奴隸社會的回光返照，所以老莊玄學盛行，其經濟形態也恢複到同奴隸社會一樣……
這些，皆是脫離中國曆史發展實際，生搬硬套西方曆史發展模式，所以無法自圓其說，鬧得漏洞百出，笑話連篇。
應該建立我們自己的曆史參照體係。
從魏晉到盛唐，中國社會究竟出現了什麽契機，使其一度超出了倫理社會的束縛，不僅出現了女皇帝，士大夫們放浪形骸，而且夷歌四起，外域文化爭相湧人，一反封閉、禁錮，達到了政治、經濟、文化幾乎完全同步的繁榮昌盛的頂峰呢？
是佛教文化——外來文化的傳入，還是別的什麽原因？
我國著名的美學家宗白華先生這麽說過：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宗白華：《美學與意境》，第1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社會動亂、農民起義、軍閥混戰，使定儒教於一尊的倫理秩序崩潰了，人們的自我意識也從重重的禁錮中掙脫出來，人們不僅意識到自已的個性存在，而且主動地去追求人格的獨立，於是，不僅出現了“文學的自覺”，而且也有了“曆史的自覺”——中國曆史麵臨了新的選擇，以本體論為特征的魏晉玄學鼎沸起來，並引入了印度的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