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治”的幻夢，似乎又要死灰複燃了——不，它並沒有“死”，即便在唐代，倫理觀念、門閥觀念，也不曾被推倒。它延續下來了。到宋代被強調到更高的位置上。
但顯然，過去的“禮治”已不適應受到佛教文化思想衝擊的時代了。社會群體倫理等級的和諧岌岌可危，因此，個體的自覺被推到了首要地位。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人倫、人道，必須靠對個體的道德訓誡才可能得以實現。這樣，儒家以禮——仁治天下，就得把個體道德與尊天命結合起來，才可能實現社會的倫理要求。
於是，從群體的倫理自發到個體的倫理自覺，就顯得尤為緊迫了。
理學，作為越過自發的倫理階段向實川理性完善的統治思想，便應運而生了。
理學家們煞費苦心，把“天命”作了改造，言天命與個體自覺處於和諧之中，道德規範既在人之外，也在人之內，從而不可逾越。於是，封建倫常——“三綱五常”上升為先驗的“天理”；而道德律——“仁、義、禮、智、信”則上升為“天性”了。天理與天性相吻，世界便太平無事了。“不偏不倚”、“恒常不變”。人生在世，格守倫常，則率由“天性”，體現了天理。天人關係及人際關係便統一了起來，個體的道德行為也便得到調節。通過“格物、致知”，則明天理；“正心、誠意、修身”則守天理；“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由此及彼、由近及遠而行天理。這種“聖人之道”，則泯滅人性，貴義而賤利……倫理的原則從此不是自然的直覺和派生，而成了一種理性精神，其思想之網更加嚴密，成為了枷鎖與侄桔。
但朱熹無限感慨的是，“天理”總是敵不過“人欲”的，世風日下，兩漢不如三代，隋唐又不如兩漢。漢高祖“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唐太宗更是“無一念不出於人欲”，“王道”失傳，“道統”斷纖、“兩千年之間、有眼皆盲”、“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隻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不無小康，而堯舜三工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嚐一旦得行於天地之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