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使用過曆史的“顯性因子”和“遺傳基因”之類的術語。 自然，如果把曆史當做活體看待，使用這樣的術語是理所當然的。如同一個人成長之際，童年時代的“顯性因子”可謂天真無邪，該笑就笑，該哭就哭，頗有點莊子的味道。人類的童年時代不妨也這麽看。長大了，性成熟了。青年的“顯性因子”便是胡子、喉核之類了。到了壯年，更年期反應，而後，還有老人斑……同樣，人類社會的初期， 自然天性是充分一些， 白然史觀便也這樣形成，說莊子是第一個反異化的思想家，的確不假，他反對“人為物役”，要求“不物於物”，甚至看到了千年後“人吃人”的可悲結局：“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可謂不幸而言中，理學“以理殺人”，不就是中國社會發展成熟的一種異化了的可怕力量麽？
所以，其後的“顯性因子”，便是血緣宗法關係上形成的倫理道德觀念了。它初步的完成形態是在漢代，即董仲舒的“廢黯百家，獨尊儒術”，以倫理為本的“禮治”——“君懷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雲夢秦簡》）。作為這個“禮治”的顯績，便是漢代的繁榮昌盛。但這一“顯性因子”也有其自然衰老、走向反麵的過程。
於是，三國兩晉南北朝，反倫理、縱人欲的潮流**，加上外來文化的衝擊，中國曆史出現了一次激活，達到了古代繁榮的頂峰，越過印度文明的高度而成為世界文明的奇峰。
但是，倫理社會的“遺傳荃因”雖一度被抑製，但不曾消失，而且仍頑固存在，於是，在宋明時期，又重新武裝了起來，成為極為反動的理學體係，在中國造成了極為巨大的曆史性創傷，使中國文明的進程遠遠落在了世界的後頭。
於是，中國社會又處於了類似魏晉時期的局麵——那時麵臨的是亞洲的另一個文明：印度自4世紀始的太平盛世，而此時，則是整個歐洲的工業革命及以後歐美的科學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