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曆史懷有那麽濃烈的興趣是為什麽？史學之所以興旺發達又為的是什麽？同樣，史觀的演變與進步到底又說明了什麽？
對曆史的興趣說到底是對自身的興趣，對自身所處的環境的興趣，所以才有克羅齊“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之說。
史學的發達正是為了了解人類自身，研究人類的本性。所以，科林伍德認為：“人性的科學隻能由史學來完成。”他進一步說：“曆史學的價值就在於，它告訴我們人已經做過什麽，因此就告訴我們人是什麽。”（科林伍德：《曆史的觀念》，第1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至此，是否就己經把一切說盡了呢？
人“已經做過了什麽”，這是過去，由此得知“人是什麽”，這個“人”，也僅僅是過去的人，但史學的目的僅僅為了過去，為了現在麽？對人的理解，就已到了終點麽？
事實上，人類對曆史的關注，更重要的在於對未來的向往，不是“已經做過什麽”，而是“應該做些什麽”，從“做過”之中了解到哪是該做的與不該做的，雖然無法改變曆史，卻總想把握未來。
在這一小節裏，我們提出了“美學史觀”這個概念。
這也是基於從人的了解出發的。
這一史觀，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植根於過去業已有過的史觀之中，早在人類文明發端之際，人們就熱烈地向往著無限自由的境界，不物於物，取一種超越功利目的的審美觀。因此，從莊子的“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莊子·田子方》）、“物物而不物於物”（《莊子·山木》）到阮籍的“順情適性”（阮籍《樂論》），強調人生的樂趣在於精神自由、個性得到自由自在的發展與滿足，均可以尋到它的軌跡，隻是當時以宗法血緣關係為“顯性因子”，物質財富極為貧乏，這一追求是無從達到的。莊子死後寂寞了幾百年才被提起，阮藉、樓康不是窮途大哭而返便是被殺害。對這段曆史的了解，不也正是對人的追求的了解麽？那時，人與自然生態的平衡，隻是可望而不可即。